哪里医院治疗白癜风好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190321/6983144.html
安王十三年。秦侵晋。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周安王十三年（前89年），一共两件事：第一，秦国侵犯晋国；第二，齐国田和在浊泽约见了魏文侯、楚国人和卫国人——请大家帮忙，让自己升级为诸侯，魏文侯很给力，为田和向周安王和其他诸侯说好话，周安王表示同意。

以上两件事，《资治通鉴》的记载都不准确。

先说第一件事，原文是“秦侵晋”，这是司马光从《史记》直接抄来的，但不小心抄落了一个字，秦国真正入侵的地方不是“晋”，而是魏国的阴晋。

吴起这时候应该已经离开了魏国，魏文侯也已经过世了，所以秦国打魏国常常都能得手。前一年刚刚有过武城之战，秦国在陕地置县，这一年又夺取了魏国的阴晋。

再说第二件事，田和在前一年放逐了齐康公之后，显然想要趁热打铁，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学三晋那样化家为国。要做这种勾当，魏国当然是前辈，也最容易感同身受。

但同样就在前一年里，齐国才去打了魏国，还夺取了襄陵，现在真不知道是怎么来求魏国帮助的。肯定有些内情，史料没能告诉我们。

《资治通鉴》的错误是，这时候在魏国执政的已经不是魏文侯，而是魏武侯了。

田和的自我升级，远不像当初的三晋搞出那么大的阵仗，看上去轻而易举就做成了。

这就见出了先例的重要性：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好事坏事，一旦开了先例，接下来就会容易很多。坏事尤其如此，今天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行人过马路等红灯，只要有一个人跨出闯红灯的第一步，马上就接二连三，成群结队，连番闯过去了。

儒家礼制严防死守的，就是闯红灯的那第一个人。

儒家典籍里边，《春秋》编年开始于鲁隐公元年，为什么要从这一年开始，历代学者给出过千言万语的阐释说明，核心意思都是所谓“慎始”，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开端必须慎之又慎。

《易经》以乾卦开端，也被无数学者用了无数篇幅解读出“慎始”的重要意义。《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同样在讲这个道理，批评周威烈王给三晋升级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正因为周威烈王开过这个先例，同样的问题拿到周安王面前，就已经不再是什么棘手问题了，照方抓药也就是了，反正破罐子就容易破摔。

就这样，田和从齐国的国家总理升级为齐国的国君，名正而言顺。

至于那位齐康公，断了希望，继续在海滨生活了几年。等到齐康公一死，田家就不再给姜家留面子了，齐康公的儿孙如果不是死了，就是被贬为平民，史料没有任何交代，只是说随着齐康公的死，姜家的祭祀彻底断绝了。用老百姓的话讲，这就叫断了香火。

断人香火在当时属于缺大德的事情，但田家一向都有以德服人的名声，齐国人民爱戴田家，甚于爱戴姜家。这又是为什么呢？

赵氏家族治理晋阳，统治风格完全符合《礼记·大学》讲过的道理：“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对于统治者而言，虽然也像普通人一样喜欢积聚财富，但和普通人不同的是，民心才是他们最大的财富。春秋战国时代，技术手段落后，统治者很难通过连篇累牍的虚假宣传来赢得民心，只能实打实地给人好处。

但这种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它实在太反人性了。

统治者也是人，也喜欢锦衣玉食，豪宅美女，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惊人的开销。

要满足这样的开销，与民争利就变得必不可免了。

齐国原本就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大力发展工商业，捕鱼制盐，蓬勃兴旺，完全不同于我们对古代的刻板印象里的小农经济。

贸易的发达催生了关税，商人通过一个关卡就要交一次税，过几个关卡就要交几次税。

这其实已经有点礼崩乐坏的意思了，因为从东汉大学者郑玄的考证来看，按照正经的礼制，诸侯可以在边境上设置关卡，而一旦跨过了边境，就不能再有任何关卡了。

边境的关卡到底征不征税呢？按照孟子的说法，以前是不征税的，只做例行检查。但国君总不会眼睁睁看着商人赚钱，自己却分不到一杯羹。所以很自然地，齐国除了在边境设关卡，在境内也设关卡，通通征税。

在著名的管仲作齐国总理的时代，关税的税率还是很低的，而在管仲死后，关卡越设越多，税率越来越高。到了齐景公的时代，关卡都设到国都临淄旁边了，横征暴敛，毫无限度。

齐国的总理晏婴实在看不下去，劝齐景公把关卡撤销，不然就要“财聚则民散”了，连统治权都保不住了。齐景公认真听取了晏婴的意见，果断撤销关卡，但是，只是象征性地撤销了一个最臭名昭著的关卡，其他一切照旧。

和齐景公恰恰相反的是，田氏家族对齐国人民广施恩惠，既接济落魄贵族，也善待普通百姓。

公元前59年，齐国和晋国联姻，晏婴因此有机会和晋国贤臣叔向对话。叔向打探齐国的状况，晏婴狠狠发了一通牢骚，大意是齐景公抛弃了齐国的人民，把齐国人推向了田氏家族的怀抱。

晏婴讲了田氏家族是如何收买人心的，这段话涉及齐国的度量衡制度，很难理解，但只要我们不追求精确理解的话，还是可以知道一个大概，那就是田家开展金融事业，向齐国人放贷。

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和西方，放贷都是为贵族传统所不齿的。

孟德斯鸠有过一句名言：“如果金融家这个赚钱的职业也能变得受人尊敬，那么一切都将失去。”这话在今天听起来实在让人心情复杂，但回到两千多年前，田氏家族的金融业不但不能赚钱，反而很赔钱，所以业绩做得越大，也就越发受人尊敬。

当时的度量衡并没有统一规范，田家人放贷的时候，用齐国官方的度量衡，收贷的时候，用自家的度量衡。

事情的关键是，如果借出一斗米，收回一斗米，不要利息，看上去收支平衡，但田家的一斗比齐国的一斗容量要小，这就相当于今天你去银行借钱，每借1块钱的人民币，还的时候只要还1块钱的港币，不但没有多支出利息，反而赚了汇率的差价。

除此之外，田家在商品经济的领域里到处赔本赚吆喝：木材在山上卖多少钱，运到市场还卖多少钱，海鲜和海盐在海边卖多少钱，运到市场还卖多少钱。

再看一下国库，财富堆积如山，烂都烂掉了，国家的刑法又严，很多人因为犯罪被施加刖刑，砍掉了脚，导致假肢的需求量暴涨，卖出高价，鞋子反而卖不出去。这种情况下，齐国人自然痛恨国君，反过来对田氏家族感恩戴德。（《左传·昭公三年》）

田家经过几代人的邀买人心，到了田和这一代，已经在齐国掌握了完全的话语权。

不难想见的是，如果总是赔本赚吆喝，就算家里有金山银山，也撑不住多久，所以温和而合理的税收制度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田和很明白这个道理，严格执行关税标准，既不允许偷税漏税，也绝不横征暴敛。

在齐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里，我们可以从铭文看到田和对关税的征收标准有多严格，对营私舞弊的人又有着多么严厉的处罚。

清朝咸丰七年（年），在山东地界，今天的青岛市内，出土了齐国青铜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卮（zhī），铭文都是比白纸黑字更加牢靠的关税政策。

今天子禾子釜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位禾子就是田和（吴大澂《愙齋集古錄》卷二四·二），陈纯釜和左关卮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你都有机会看到。

田和在升级为诸侯的第二年就过世了，没能好好享受国君的威与福。但他应该不在意，因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古典的时代里，个人的短暂一生总是微不足道的，至关重要的是家族的长远发展。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意味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从田氏家族的发展史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人的辛苦接力，终于到田和这一棒才水到渠成。

齐国人毫不介意被窃国大盗窃取了国家，他们很可能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进入周安王十五年了，蜀国即将登场，吴起也会回归。

周安王十五年（前87年）。这一年《资治通鉴》里一共写了5件事，但前两件——秦国攻打蜀国占领南郑，还有魏文侯去世、魏武侯继位，《资治通鉴》很可能都说错了。

我们先说秦国攻打蜀国，占领南郑的事儿。

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大体上说，秦国位于陕西，蜀国位于四川。从地理方位上看，秦国在蜀国的东北，蜀国在秦国的西南。秦国要想开疆拓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出函谷关向东，去打中原诸侯，另一条路就是向南，西南去打蜀国，东南去打楚国。

楚国是南方强国，幅员辽阔，兵强马壮，并不好打，而蜀国相对来说弱小得多。秦国如果可以吞并蜀国的话，一来可以拥有成都平原的良田万顷，二来可以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打起楚国来事半功倍。

所以秦国后来有一个战略性的基本国策，把吞并蜀国作为当务之急，这是后话。在当下我们要谈的是周安王十五年前后，秦国和蜀国的战争还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边境战争，你来我往，互有攻防。

关于南郑之战，《资治通鉴》的记载来自《史记》，而《史记》的记载偏偏前后矛盾，有的地方说秦国夺取了蜀国的南郑，有的地方又说蜀国夺取了秦国的南郑，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抢了谁的地盘，南郑原先属于谁，后来又属于谁，其实很难判断清楚。

《资治通鉴》只是从《史记》前后矛盾的记载里选择了一种说法而已。南郑的历史为什么说不清呢？

南郑，对应今天的地理，大约就是陕西汉中。说到汉中，你也许就不陌生了。

三国年间，黄忠斩杀夏侯渊，打赢了定军山之战，刘备这才占据汉中，保住了自己在四川的统治。

还有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孙权很生气，和驻守荆州的关羽开战，等到曹操兵临汉中，刘备生怕丢掉四川，赶紧和孙权讲和。

后来关羽走麦城，孙权很想趁机入蜀，部署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大将周泰为汉中太守、奋威将军。三国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可以从这里反推一下南郑在秦、蜀关系上的战略地位。

在当时的华夏诸侯看来，秦国和蜀国的纠缠颇有一点狗咬狗的味道，因为秦国的地理位置太偏僻，民风也比较粗野，既不像纯粹的华夏，也不像纯粹的夷狄，至于蜀国，那就是百分百的夷狄了。

华夏称呼夷狄，单从那些名称的字形就能看出鄙视感来，诸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再比如你可能更不熟悉的獽（ráng）、蜑（dàn）、蜒（yán）、獠……好多字不是反犬旁就是虫字边，不像是用来形容人类的。

这些所谓夷狄，主要吃了不识字的亏，只能任由华夏人士根据发音来找那些很有侮辱性的字眼来称呼自己。蜀国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看这个“蜀”字，下半部分有一个“虫”字。“蜀”的本义，是飞蛾、蝴蝶那类昆虫的幼虫。大约蜀国人在称呼自己的时候，只有shǔ这个发音，并没有对应的文字，就被拿了很有侮辱意味的“蜀”字来标记他们。

严格来说，蜀国只能算是一个大型部落或者部落联盟，而不是一个诸侯国。但为了叙述的简便，我就继续称它蜀国好了。

蜀国的资历很老，近几十年不断有古蜀的遗址被发掘出来，比如最出名的三星堆遗址，很有些让人惊心动魄的地方。

在传统文献里边，蜀国的登场也算闪亮。《尚书》有一篇《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会盟诸侯，为讨伐商纣王所做的一场战前动员演说。在周武王点名点到的盟友里边，就有蜀国的身影。

但蜀国的历史到底有着怎样的发展，文献记载就相当欠缺了。最直接的文献材料只有两部，一是汉朝扬雄编写的《蜀王本纪》，流传到今天，只剩下了一千多字，二是东晋常璩（qú）编写的《华阳国志》，记载蜀地——这个华山之南的国度——从远古到东晋的全部历史，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志。

扬雄和常璩都是四川人，有热情为家乡树碑立传。这两本史书你虽然不熟悉，但李白那首著名的长诗《蜀道难》，说蜀地的历史，就借用了《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记载，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蚕丛和鱼凫，这是传说中的古蜀五帝当中的两位。华夏的远古史上有所谓五帝，古蜀国竟然也有一个五帝系统，这如果不是巧合，就只能是后者对前者的模仿了。

蚕丛和鱼凫的统治时间据说都有几百年之久，但即便我们信以为真，古蜀国的历史也远不像李白说的那样“尔来四万八千岁”——诗人只是用一个夸张的数字表达“很久远”、“很古老”的意思而已。

但李白至少说对了一件事，那就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国的历史真的是一片“茫然”，谁也搞不清。

蜀文化真正融入华夏系统，是晚到汉朝才发生的。

无论《蜀王本纪》还是《华阳国志》，都显示出汉朝以后蜀地文人的一种努力：既要拔高蜀文化的地位，又要让蜀文化和华夏文明融合无间。所以华夏文明有的五帝系统，蜀文化也必须有；华夏有圣人，古蜀也必须有；华夏有过禅让制，古蜀也必须有……

其实以扬雄和常璩的生活时代，谁还搞得清古蜀国的状况呢。

但如果我们完全采信《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话，就会发现这两位作者不但很搞得清，甚至连细枝末节也能交代得清清楚楚。

《蜀王本纪》说大禹，治水的那位大禹，是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详细地址叫痢儿畔……就差交代门牌号码了。这个地方对应今天的地理，就是四川汶川。今天你去汶川，还能在县城看到大禹的雕像。

再看《华阳国志》，把蜀国的渊源一直追溯到了黄帝——“炎黄子孙”的那位黄帝——说黄帝的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子，生下帝喾（kù），帝喾继位之后，把家族旁支分封到了蜀国。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就采信了这个说法，既不管三皇五帝本来就是神话传说，更不管在那么远古的时代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分封制度。但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传说，向我们透露了一种常见的文化融合模式：

古今中外，要么把你家祖先说成我家祖先的支系，要么把我家祖先说成是你家祖先的变体，总而言之，你我同宗同源，血浓于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但是，你肯定可以理解，想像的共同体很难禁得起认真的考证。如果古蜀国真的璀璨夺目的话，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它在《左传》里边竟然会完全隐身呢？

《左传》详细记载着春秋时代的历史，包括当时的无数诸侯、无数蛮夷，还有无数次的盟会和战争，就连蜀国的近邻巴国都有过太多次的出场机会，为什么偏偏见不到蜀国的身影呢？

确实，巴国和蜀国距离太近，所以汉朝以后，人们一提到蜀，经常关联着巴，合称巴蜀。对应今天的地理，大体上说，巴是重庆一带，蜀是成都一带。

《左传》里边只有巴，没有蜀，这就显得很蹊跷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那时候所谓蜀国，会不会只是一个小部落，过于不活跃，也过于闭塞，他们会不会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才开始强大起来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