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家卫的一部电影《重庆森林》，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被人熟知。把它形容成“森林”，是因为整栋大厦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无法计数的廉价租屋、商铺，置身其中就如同处在森林里一般。“每晚大约有4,人留宿于重庆大厦”，每人每晚只需大约多港币，可以邂逅多个不同国籍的人。这里鱼龙混杂，治安令人担忧，贸易往来却异常频繁，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
重庆大厦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曾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Mathews）则在自己的书《香港重庆大厦》中把它称为“低端全球化”，该书通过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将大厦的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的复杂联系展现给读者。《香港重庆大厦》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部分章节。麦高登丨文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是一个令许多香港人却步的地方。这里有几则从中文博客和聊天室摘录的典型评论：“我每次路过（重庆大厦）都好紧张……总觉得自己进去就会迷路或者被人绑架”；“我也不敢去，里面好像有许多色狼流氓”；“我看见一群黑人、印度人站在一栋大楼前，我抬头一看是‘重庆大楼’，如传说中那样真的是黑成一片，因为全是一团黑的人在里面”；“今日我和同学去吃咖喱，是我第一次去重庆大厦，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咖喱还不错，但是我刚进去还是很怕……因为爸爸警告过我不要进去”。如以上评论所指，一些香港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重庆大厦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光顾高层的咖喱餐厅，不过更多人还是害怕走进这栋大厦。
这种恐惧心理可以放大至整个香港地区，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评论家话语中也显而易见。以下几段话摘自一些欧美记者的网络评论：
有些家长的孩子们在亚洲背包旅行，家长最担心害怕的就是重庆大厦……世界上最锦绣繁华的一个城市，却有这样一个藏污纳垢和鱼龙混杂的廉价住处，更不用提它里面有多少潜在的火警和健康问题了。
重庆大厦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我能在一个戴眼镜的喀什米尔老板那里同时买到性玩具、周杰伦的盗版光碟、一本全新皮质封面的《可兰经》，他居然还能用五种货币找钱给我。我还能在重庆大厦的走廊过道和楼梯间，买到飞往孟买的打折机票、两千支TagHeuer牌子的伪劣手表，或买一张能不限时长致电尼日利亚拉格斯的电话卡……你能消失在这个地方。
重庆大厦为背包旅行的人提供非常廉价的住宿，同时也是许多非法活动的庇身之所，包括容纳非法逗留的人。这是个罪恶滋生的温床，有毒品交易、性交易等等，世界上所有的丑恶行径你都能在重庆大厦找到……就个人来说，我只会去那里吃咖喱。
重庆大厦的昭彰恶名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曾经是许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这个恶名继续蔓延。年王家卫拍摄《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重庆大厦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再次加强了大厦的黑暗象征，扭曲了其真实面貌。实际情况是，香港华人在九十年代初一般不会来重庆大厦，即使到了那种地方也不可能有电影所表现的行为。然而，这部电影准确地抓住了那个年代重庆大厦的面貌特写，而这种恶名延续至今，主要因为后续不断有大批南亚人和非洲人来到重庆大厦，在有点种族主义的香港华人和某些发达国家的人眼里，与那些来自穷国的同胞打交道还真是让人为难。
许多香港人和发达国家的人对重庆大厦感到害怕，主要因为他们觉得好多来自发展中和落后地区的人想来香港抢夺财富。文初所征引的文字夸大了重庆大厦的危险性——有些香港警察向我坦言，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重庆大厦里面的犯罪率小得多，因为重庆大厦位处中央，而且那里经常有保安和警察出没。但那些引言仍然反映了部分事实，即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它不属于香港。它仿佛是一座来自发展中地区的外星孤岛，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带，这才是令大家畏惧的地方，而并非什么犯罪问题所导致。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此书取名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边缘地带（Ghetto）一般定义为“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一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个地区”。然而，重庆大厦只是一座大楼而非地区，其中的居民也不仅仅属于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包括了各种各样民族背景的人。当然，重庆大厦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边缘地带，特别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华人的少数民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经济排除在外。本地人由于对发展中地区所知甚少而产生惧怕，所以重庆大厦也因社会歧视而被隔离开来。对许多像上文引述过的人来说，重庆大厦是香港社会的他者。而对居住在世界上一个最富裕社会的本地人来说，重庆大厦就如香港的一颗“黑色的心脏”。
可是重庆大厦就算被看作是一个边缘地带，也不算典型。大厦中多数人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生活样貌还是十分资产阶级的，他们代表了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香港人或许觉得重庆大厦是一个连地狱都不如的危险之地，一些来此住宿的游客说不定也这么想，但是对于许多工作生活在大厦里的人来说，“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他们的希望之光，是逃离发展中地区穷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在重庆大厦工作或做买卖的南亚人及非洲人，不论持什么宗教信仰，不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还是福音基督教徒，都在这里活脱脱地体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辛苦工作，努力攒钱，加上多多少少一点运气，一定能让他们买到幸福之号的船票。
但究竟为什么重庆大厦这样一个“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个位于香港的发展中国家孤岛，会存在于世界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