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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岁那年，快到暑假的时候，我忽然得了咽喉炎，症状是难以抑制的咳嗽。起先我浑不在意，以为鼻咽相通，而北京太干燥了，用点薄荷油滴鼻剂就能好。在这方面我有过经验，曾经屡试不爽。然而这次却失败了，不管我多么频繁地用薄荷油，咳嗽丝毫没有让步的迹象。我时时刻刻感觉喉管处有个机器在制造痰液，制得热火朝天，而带来的那种难受无法形容。我总想卡住自己的嗓子，一口气把痰吐个干净，却永远是徒劳。

这弄得我寝食不安，你想想，每天要随身携带一大卷纸，随时包痰，既不卫生，也不雅致。我频繁进出各类诊所，西医的，中医的，山寨郎中的，一连两个月，用药无数，甚至把咽喉片当杨梅吃，也不见半点好转。于是在八月份，我回到南昌之时，妈妈看我难受，果断地拉着我去庙里求药。

在这里要插叙一下，我妈妈年轻时是康密主义的积极分子，她没多少文化，这使她在全国无孔不入的大喇叭宣传下，轻松迷失了自我。我认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能成功抵制意识形态宣传的只有两种人：大流氓和一小撮擅长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前者深知任何理想都是瞎扯，甩开膀子打江山坐江山最实在，打不了江山，打下一条街，也可以收点保护费，过上吃香喝辣的生活；擅长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呢，有古往今来的书籍做武装，深知某些宣传不过是洗脑，既蛮横又无耻，所以能独善其身。而我妈妈既不是流氓，又不是知识分子。她曾经干过一件非常荒唐的事，带着一帮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指点他们发掘院子里某棵树下埋着的银元，那是全家半生积攒的。多年后我听外公他们痛心疾首说起这件事，差点喷饭，又感觉荒诞如同小说。

我外公为什么不能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银元献出来呢？难道他是流氓，能抵御洗脑？我觉得这倒不是，他只不过还有起码的常识，知道那种宣传的“某些部分”有点不靠谱。而且他是家长，把家里的所有钱交出去，全家不能靠喝西北风生存。在除钱财之外的其他领域，他还是基本能做到与中央保持一致的。

然而，就是我妈妈这样的人，在接近五十岁的时候，突然信奉上了菩萨。我之所以不说宗教，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我从未见谁信奉菩萨，是为了取得心灵的安宁。不管佛教如何博大精深，中国人都视同原始神道教。就像秦汉的人民祭祀社神、灶神，就是为了求得一点意外的好处，所以才会产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的典故。同样，遍布全国的善男信女，大多目不识丁，谁也不会去理会佛教那浩繁的经典，菩萨不能给我好处，我是不会求他的。我妈妈就是这样。

她的信奉菩萨，是源于在四十九岁那年，突然患上了胃病，身体急剧瘦损，求医问药无数，说是浅表性胃炎，但症状可怕，发作之时，恍若不欲生（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是糖尿病）。最后渐渐有人给她介绍“师傅”。我不愿对“师傅”有所亵渎，因为我妈妈深信，她当时病体平复就是“师傅”的功劳。即便我觉得荒诞，那也只能由它。也许这世上冥冥之中真有所谓神灵，我有时这么想，但旋即会失笑：怎么可能。我宁愿相信当时妈妈的平复，是因为自身抵抗力，再加上药物。

某年春节，我突然产生了好奇，决定去看看她那位神通广大的“师傅”。爸爸倒实在，事先给我打了预防针：“你去可以，但不要抱着幻想，以为要去见书上或者电影里的那种活神仙，仙风道骨，须发银白。身边养着两只红头仙鹤，手里挥着拂尘。那就是一普通农民，你见了一定失望。”

怀着采风兼好奇的心情，我仍是去了。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身体粗壮，皮肤黝黑，说一口极乡气的南昌话，四声调类和我熟知的南昌话大多不同，塞音常常发成擦音，舌尖擦音常常发成舌面擦音，形貌完全是标准的乡下老农民。然而妈妈对他却很敬畏，隔着老远就对着院子大喊“师傅，师傅”，仿佛一只迷途的羔羊。

“师傅”很快应声出现在院门口，他打着赤脚，两腿裤脚挽得老高，怀抱着一捆枯萎的稻草，不知道刚才在干什么活计，脸色很茫然，但迅疾堆上了笑容。

接下来我听他跟妈妈寒暄，说了很多“案例”，主角自然都是他解救的羔羊。我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研究他的发音，颇有收获。时近中午，他热情地留我们吃饭，我们坐在一张嵌满黑色油垢的方桌边，坐在一条同样嵌满黑色油垢的长凳上。“师傅”极豪爽地招呼我们，几个粗碗里盛着各样蔬菜，正中一碗红烧肉，算是唯一的荤腥，我尝试着想夹一块，却拎出一团肥厚的肉皮，肉皮上密密麻麻矗立着寸许长的猪毛，油汪汪闪着晶莹的光芒，宛如睫毛上的泪珠。我只好讪讪地把筷子一松，让肉皮坠落，百无聊赖地扒着白饭。

“师傅”一边吃，一边继续阐述他的那些神仙理论，他说一开始就认定我妈妈是龙太子附体，“有神仙份”，让我有穿越之感。偶尔他会使劲擤两把鼻涕，因为用力很猛，成瀑布状射入脚下的泥地上，但他并没有听之任之，而是及时伸出穿着解放鞋的脚尖，铲起一抔泥土，将鼻涕彻底埋葬。那双擤过鼻涕的劳动之手，则在凳子背面一蹭，继续抓过筷子，一边往嘴里塞红烧肉，一边大笑剧谈，宛如笔记小说里的虬髯侠客。

无聊的时光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家。爸爸笑道：“失望了吧。”

这当然是废话。

且不论从小接受大规模的无神论之灌输，就这“师傅”的形象，我也很难想像他们能有什么法术。不过，要是谙熟传统文化的话，我不该这么挑剔。传说中的活佛济公，不就是肮脏邋遢的么，就连《红楼梦》，也硬要搞出两个邋遢的残废僧道来。中国人大概习惯于这种思维：凡有异禀的人，必居异相。江湖骗子，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奇形怪状的。据说中国举办第一次技击比赛的时候，现场来了不少穿着僧道尼服饰的人，个个自称是武林高手。但一上场，几秒钟就都被专业搏击队员踢了下去。这些神经病，大概是中了武侠小说的毒。而武侠小说的创造，当然也是为了慰藉神经病弱智读者的心灵。在那个世界，不用为生计发愁，每天打打坐，扫扫地就能成为武林高手，就可以呼风唤雨，想扁谁扁谁，想要谁便是谁。这些，对现实生活中的懒汉来说，实在有莫大的吸引力。

我的插叙实在太长了，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回到主题上去，继续谈我的咽喉炎。

由于用药无数，我的咽喉炎岿然不动，那么便免不得回归怪力乱神，就像原始人相信巫术一定能治病那样，去向巫术靠拢。我并不相信巫术，但肉体的痛苦足以摧毁人的一切理智。于是我只能跟在妈妈的背后，亦步亦趋地走到了附近的庙里。一路上，妈妈不断地给我打气：“崽啊，你知道不，城里很多人都来求这位师傅治病，好多都是市里的大官，你要相信他，一定有用。”

我也怀着万分之一的侥幸：说不定真有用呢。我是这么想的，即使和尚不是神仙，也说不定有什么偏方。中医的阴阳理论我虽然不信，但中药经过两千年来几十亿中国人以身试法，有些药方还确实是有用的吧。

然而让人悲愤的是，和尚竟然要我吃他烧的符灰。他真的把我当成原始人了！我所受的高等教育，对他丝毫没有震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那草木灰吃下的，或许是因为妈妈在一旁苦劝，或者是因为肉体之痛苦，已经无法胜任。据说卢照邻因为幽忧之疾而自杀，周淮安临死之际，还练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前者是不堪忍受病痛，忿然绝弃；后者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冀欲邀侥幸于万一，不知将贻笑乎天下。我想很多人平常心气再高，最终也不得不在命运面前屈服。我羞惭，我还是喝了那道草木灰的符水，然后几乎没抱任何希望等待豁然病已。

当然不可能，几乎没抱希望，自然也就没有失望！

咽喉炎依旧牢牢盘踞在我的咽喉上，仿佛要万世不祧，一直和我这样相依为命，执我之手，与我偕老。它坚贞不二，从一而终，它或者读过《列女传》，不管我如何厌恶鄙弃，都打定了主意，不离不弃。接下来的半年，我依旧用药无数，有些药尚能稍微缓和一点痛苦，但丝毫看不见痊愈的希望，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四月，春暖花开。

那天早上，我骑车穿过道旁嫩黄的柳枝，又往北医三院出发，这次挂到一个专家号。专家用灯光射了射我的咽喉，决定给我打一针，往咽喉里打。虽然我从未见过这种打针法，但不忧反喜。久病之人，不怕医生运用新疗法，唯恐医生用老一套敷衍。我张大嘴巴，喜滋滋地感受着硕大的针头插入我的咽喉黏膜，感受到希望的药水在黏膜里侵淫泛滥。等她的针头一拔出，我就期待地问：“大夫，打了这个针，是不是很快能好？”

她摇摇头：“只能缓解，别指望太高。”

我一下跌倒了谷底，急道：“药都打到咽喉了，还只能缓解啊？医生，我很痛苦啊，大半年了，每天都难受得睡不着觉，简直没有活着的乐趣啊。”

她倒是不冷淡，温言相劝：“痛苦也没办法啊，北京的空气就这么差。我告诉你吧，很多人从海外回来，马上就得咽喉炎，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一回国自己就好了。”

医院，望着柳枝间灰蒙蒙的天空，北京这么多人，也不是人人都得咽喉炎，偏我得，这能怨得着空气什么事吗？

打过针之后，我感觉嗓子略微好了几天，之后又陷入重复。我绝望了，决心不再管它，想想世界上或者还有曾经有比我更悲惨的人，比如贝多芬耳朵聋了，陈寅恪眼睛瞎了，不比我更痛苦？再说，也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将先苦其心志呢？我掩耳盗铃地安慰自己，既然舍不得死，只好逆来顺受，我是中国人，对痛苦的忍受力不该这么低。

北京四月的春风虽然夹杂着尘沙的颗粒，但它毕竟是春风，和煦轻柔，用鼻子能感受到，和冬天是大不一样的。校园和街道上，树叶越发绿了起来。就在这骀荡的春光中，我浑然逐渐忘记了咽喉的痛楚，往常咽喉中常吐不完的痰，似乎在逐渐稀少，等到有一天醒悟过来时，自己也惊奇得不行：难道咽喉炎好了？我拆开一包餐巾纸，粗暴地塞进鼻孔，再扯出来一看，纸上竟然只有淡淡的痕迹，天哪，以往可都是乌黑一团啊。肯定是春天，是春天治好了我的顽症。过几天我碰到一个认识的医生，说起这件事，她当即摇头，否决了我的判断：“我看你读诗读傻了，哪是什么春天。我认为你的生理机能已经进化，进化到能够抵御污浊空气的侵蚀，这叫自然选择，恭喜你，通过了大自然的残酷考验。”

我呆若木鸡，原来不知不觉间我竟然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么伟大的理论，竟然要在我这么一个微小的身躯上实行验证，我真该感激涕零。网上流传着一个笑话，中国人就连毒蛇都咬不死他，因为他经历过超标的汽车尾气、三句轻安、地沟油、植物奶油等各类毒物的残酷洗礼，躯体积累的毒性已经超过了毒蛇。这简直是含泪的幽默，但我认为这不完全是幽默，在某种角度上，它是真实的。因为我有着最切身的体会。

之后的十多年来，我仍旧偶尔会发作咽喉炎，但没有任何一次像97夏-98春之间那次一样漫长，也不像那次一样给我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伤。它们再来造访的时候，多比较温和含蓄，都仅仅是旅游者，绝无殖民的迹象。也许它们深知，我这在百毒中成长的躯体，不会再看它们脸色，它们得不到长期的签证，更遑论土地割让或者租借。我就像中国人民一样已经站起来了，帝国主义架起几门大炮就占领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一场咽喉炎，竟然使我的理论修养得到了如此巨大的提升，这是我万万料不到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诚哉斯言。

别了，我的咽喉炎们！别了，我的那些被你们折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