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观花·师说告成天下古代西域纪功碑的宣传攻略主讲人：朱玉麒年12月4日晚6∶30，历史学系朱玉麒教授在我校二教主讲了“思接千载”系列的第二场讲座“告成天下——古代西域纪功碑的宣传攻略”。到场的同学都对讲座内容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早早来到了现场。这次讲座的内容，是朱玉麒老师近几年西域文史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主要讨论汉唐以来直到清代的西域/新疆经营管理过程中留下的战争纪功碑问题，对此朱老师已经做过了长达十年的研究。一边塞纪功碑渊源朱老师提到，纪功碑自古有之。个体的生命太短暂，要把当时的事迹传给子孙后代，就只能依靠比我们寿命更长的东西。通过石刻的纪功碑的方式来记载功绩，与人们对金石坚固品质的敬仰有关。大部分的人类文明都有这样的刻石纪功现象。比如说尼罗河畔的埃及方尖碑，其上的象形文字书写了古代埃及人创建的功勋，为我们传达了远古的信息。伊朗高原的波斯文明也十分长久，他们用石块累成宫殿，在宫殿里用图像记录功绩。比如，祆教（索罗亚斯德教）的神灵阿胡拉玛兹达授环给国王，通过图像表达了君权神授的主题。在波斯波利斯王国还出现了各国人士向伊朗国王朝贡的图像，其中只有在中亚沙漠才出现的双峰驼表现了来自东方的朝奉，而来自非洲的单峰驼象征了西方的朝贡，这就用图像表现了全世界向伊朗的致敬。相比于这些民族图像，汉民族比较偏好用文字来表述。文字虽不具象，却包含更多内容。古代这类用以记载功绩的石碑就是纪功碑。现在发现最早的碑刻是发现于陕西宝鸡一带的石鼓文石刻。从文字上看，石鼓的文字应属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大篆，其内容记载了游猎等安居生活。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游历四方，去过泰山、琅琊台等地，一直到会稽。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用小篆书写的秦始皇的纪功碑。真正与边塞战争有关系的石刻是燕然刻石。燕然刻石是我国最早的纪功碑，系东汉窦宪于公元89年抗击匈奴后在燕然山所刻。说到燕然山，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件事记载于《后汉书》，亦见于范仲淹《苏幕遮》词的“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但是燕然石刻至今还未找到，只有清朝人所伪造的石碑，其上的隶书显得十分拙劣。不过，大家都承认燕然勒石事件的存在。因为在《后汉书》里记录下了随军的班固撰写的这篇《燕然山铭》。董其昌等书法名家都曾书写过《燕然山铭》，抗日战争时还谱成歌曲以激励将士。所以，燕然山对于中国人，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燕然山在哪里呢？燕然山就在现今蒙古共和国西部的杭爱山，距离北京直线距离是公里。在它的西南毗邻区域，是三山夹两盆的新疆，清朝的时候这里属于伊犁将军管辖的天山南北地区。杭爱山则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的范围。由于山体太大，燕然刻石至今都没有被寻到。不过，在杭爱山留下燕然石刻，虽然成为了一个难觅踪迹的的神话，但对经营西北的人来说，这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于战争胜利后刻石立碑作为纪念物，也成为了将领们的终极理想。后来文学作品也多有吟咏，而且从吟咏燕然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唐诗宋词的不同。唐朝人充满自信，比如“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一句，战争之前就预料了战争的胜利。而宋朝范仲淹虽为名将，亦不免发出“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感慨，可见诗词创作都与国家的国力、气度不无关系。二汉代西域纪功碑接下来，朱老师告诉我们，证明燕然刻石的存在，实际上是要说明汉唐时的纪功碑继承了燕然刻石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汉代时西域——即今天以新疆为中心的区域——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纪功碑。比如说，年巴里坤发现了汉永元五年（93）所立的《任尚碑》。这是在燕然勒石四年之后所刻，而碑文中的任尚又在史书中有记录，与燕然勒石的主将窦宪有联系。虽然这个刻石残缺异常，但是时间、地点、人物都由体现，记叙事件的三要素齐备，大概的内容也就可以猜测到。永元三年以来，任尚的名字多次出现在重要的汉匈事件中。例如，永元三年金微山之战，任尚任司马为窦宪效力。永元四年，又担任中郎将守伊吾（今哈密、巴里坤一带）。永元五年，又击匈奴。而窦宪对任尚十分信任，《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爪牙”意指任尚为窦宪的贴身部将，颇得器重。后来，窦宪就推举他去西域接替班超。这件事又见于《后汉书·班梁列传》，班超“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生入玉门关”，又因其妹班婕妤之故，获准调回内地，而任尚因抗匈有功得以接替班超。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任尚必是受窦宪影响，在一场与匈奴的战争较量胜利后勒石纪功。因此，《任尚碑》的发现，不仅证明了窦宪“勒名燕然”的真实性，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勒石纪功的传统。对《任尚碑》的研究，正合于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要将“传世之资料”与“地下之文物”相结合。另一块东汉永和二年（）所作的《裴岑碑》，于雍正七年就发现于巴里坤，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康熙年间，准噶尔部落与喀尔喀部落相互征战，康熙遂亲临朔漠，战争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而雍正年间的清军行至巴里坤时，士兵偶然发现了内容清晰的《裴岑碑》。上书“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灰，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天山南坡的哈密境内，清人还发现了比《裴岑碑》晚三年的永和五年（）所立《沙南侯碑》。这些不断出现的石碑，意味着一个立碑的传统形成了，而这个传统的源头，就是燕然石碑。在西北边塞，汉代与匈奴的战争中立下的碑文总共有以下四种：永元元年（89），《燕然山铭》永元五年（93），《裴岑碑》永和二年（），《任尚碑》永和五年（），《沙南侯碑》由此可以看到，汉民族文化爱好用文字记载功勋的特点，在西北边疆作为传统被延续了下来。三唐代西域纪功碑经营西北之功，汉以后当数唐，唐朝也刻立不少纪功碑。贞观十四年（）所立的《姜行本碑》、《侯君集碑》就被记录了下来。当时唐朝刚刚统一，意欲重开西域之路，但周边小国，不听唐命，反依附于突厥。高昌国君麹文泰，更是佩服隋炀帝时期的昌盛国力，瞧不起战乱初平、人口凋敝的唐朝。太宗遂于贞观年间出兵吐鲁番以平西域势力。新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姜行本因善于制造攻城器械被派到伊吾（哈密），伐取天山松树以作撞门、投石的武器，高昌立降。姜行本在攻城之前，就在完成装备的地方立下纪功碑，足见其必胜决心。《姜行本碑》第一句即“昔匈奴殄灭，窦将军勒燕然之功；闽越泯清，马伏波树铜柱之迹。”可见，唐朝人都梦想着像窦宪、马援一样或勒石燕然、或树铜作柱。唐朝的纪功碑就是继承了窦宪时留下的刻石传统。侯君集、姜行本灭高昌后，唐朝继续派效力中原的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攻打龟兹，功成后又立纪功碑。之后一路西进，直至高宗年间一举翻越葱岭，直抵阿富汗东北部的吐火罗，唐使王名远到后，当地部众皆俯首称臣，遂作《唐西域记圣德碑》。在西北草原地区以碎叶为中心的西突厥部落经常侵扰大唐领土，于是裴行俭假送波斯王子回国，趁机借道攻打碎叶，并按中国规制建碎叶城，史书记载此处也建有纪功碑，但至今尚未得见。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渐长，张孝嵩还从安西发兵，翻过天山，带军灭了拔汗那，更立其国君。从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出唐朝西进的步伐。那么这些纪功碑还能够看到吗？《姜行本纪功碑》确实在巴里坤被发现了的，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就收藏了其完整拓片数张。而其他的碑虽多有文字记载，但难寻实物。《侯君集碑》在《旧唐书》中有记载，显然一定是存在的，可惜这个纪功碑已经找不到了；贞观二十二年立《阿史那社尔纪功碑》一事见于《旧唐书·龟兹传》，“社尔因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勒石纪功而旋”；龙朔元年立《唐西域纪功碑》一事见于《通典·边防》，“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圣德”；调露元年裴行俭立《碎叶纪功碑》，则见于张说《裴行俭碑》与《唐书·裴行俭传》。不过，宋朝还是有记载说明纪功碑在宋时尚存。赵明诚《金石录》、玉应麟《玉海》都记载到了《唐西域记圣德碑》，可见至少到宋朝还见过拓片。年，晚晴大官僚托忒克·端方在《陶斋藏石记》中刊布了《阿罗憾墓志》，其中提到“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尚在”，也是与《唐西域记圣德碑》相关的唐代记录。至于碎叶记功碑，上个世纪陆续发现的两块阿克贝西姆即碎叶城遗址出土的汉文刻石，就可以旁证碎叶记功碑的存在可能。开元三年张孝嵩的《拔汉那纪功碑》，也曾在清初谢济世的《戎幕随笔》中被提到过。所有这些旁证都可以说明上述石碑的存在。四汉唐西域纪功碑与战争形势汉代多与北方匈奴民族作战，东汉时期，北匈奴以杭爱山与巴里坤湖作为根据地，因此汉军以敦煌为大本营，战争集中在东部天山的南北地区。随着汉朝的战争一路往北，很多匈奴人投诚归于汉族，还有一部分匈奴人不肯放弃游牧生活，西奔了变成匈人（huns），后来留在了欧洲草原上，成了匈牙利人的祖先，考古学上的墓葬印证了这一点。相比于汉朝的北击，唐朝则是不断西进。唐朝每占领一地就建立一个统治机构。唐朝先占伊州为根据地，打下吐鲁番后，建立伊西庭三州，作为完全的内地行政建制；打下龟兹后，则建立安西四镇，以三万军队驻守其间；再往西，则所臣服的部落就只作为外围羁縻组织。因此，西边游牧民族要突破重重防线打进中原，进入长安，有如天方夜谭。对于汉唐纪功碑的研究，民国以来已经有了不少成果。比如吴其昌、李遇春、马雍和一些日本学者都作出了贡献，而尤以张广连先生所作《唐灭高昌国后西州的形势》等文最有价值。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汉唐西域纪功碑，能够揭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以及民族之间如何通过战争带来和平。同时纪功碑作为一种形式，从汉到唐约定俗成地被传承下来。直至“满清”，也继承汉族文化，在经营西北的过程中继续运用了汉民族纪功碑的形式而发扬光大。五影响与发展：清代西域的平定与告成天下最后，讲座进行到最精彩的部分，朱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研究最突出的观点，即清代纪功碑告成天下的宣传攻略。康熙皇帝曾三临朔漠，平定噶尔丹的叛乱，雍正皇帝又平青海之乱。乾隆皇帝则重平天山北部的准噶尔之乱，后又平南疆回部的大、小和卓木之乱。清朝在西域取得首场真正的胜利是在乾隆二十年（）的格登山大捷，于是立《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格登山纪功碑》）以纪功。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出征南疆，平定回部（今维吾尔族），又立《平定回部勒铭伊西库尔淖尔碑》。平定回部碑今未见，平定准噶尔的格登碑至今屹立，它与汉唐时期纪功碑的区别在于其上不仅有汉字，还有满文、藏文与蒙古文。这是清朝在平定西北过程中继承了汉民族的纪功碑方式而发扬光大的地方。但这还不是大的变化，真正的变化是纪功碑的现象出现在了内地。年何伟《论〈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一文提到河南南阳地区的镇平县出现一块《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引起我们的注意。平定准噶尔在西北，但告成太学碑为什么却在南阳？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