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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河山无言
范晓整理编撰（图片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本文是为了追寻抗战史迹，不用于商业目的）
社会上恢复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呼声很高，相关的报道与文章也很多，但叙述各有缺漏，有些数据描述也有出入，笔者生于重庆、长于重庆，对于重庆抗战历史以及抗战胜利纪功碑也有特别兴趣，基于澄清史实的愿望，将能搜集到的材料整理综合成文，同时还费力查找到相关的文献若干，附录于后。虽然有关纪功碑的一些细节还有待深入考究，但目前也算较为详尽的资料了。中国人都应了解这些历史，重庆人更应了解这些历史。
抗战期间的“精神堡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国民政府于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开展“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促进会决定在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建一座象征抗战到底决心，宏扬御侮精神的建筑物，定名为“精神堡垒”。
堡垒于年底动工，年12月30日竣工，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的方锥体建筑，通高7丈7尺（约25.67米），含纪念“七·七”抗战之意。堡垒内隔五层，底座为八角形，分别写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从照片看，后四字似为“礼、义、廉、耻”）。主体呈四面柱状。其四角柱头外钉木板条加固，为防止日机空袭和轰炸，通身为黑灰色。柱底面向民族路一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其最上面一层中部，饰有新生活运动蓝底红边的会徽图案，其中心安有指南针。柱顶为五角形，顶悬国旗，顶端的周边呈城垛样式，在城垛中央还放了一个深蓝色的大瓷缸，里面可置棉条、酒精，遇有重大集会或活动，则点燃以成火炬，烈焰熊熊，以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堡垒附近地面则利用炸毁空地，辟作通衢广场，方便观瞻。
“精神堡垒”建成后，一直是陪都各界及中枢当局举行庆典、集会的场所。后来，堡垒因被日机炸坍而拆除，又利用原地辟成街心草坪，当中立有旗杆悬挂国旗。
抗战期间重庆的“精神堡垒”。
抗战胜利后的“纪功碑”
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旋即着手还都南京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此，年10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决定，为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重庆在抗战中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并敬悼为国牺牲的军民，决定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建造由国民政府重庆都市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宝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建筑师黎伦杰设计，工程由天府营造厂中标承造。
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设计师黎抡杰，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并主编《新建筑》杂志，年前往重庆，入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并组织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任复刊后的《新建筑》主编。年进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任工程师。他曾在年《新重庆》第1卷第3期（60-62页）以黎甯的笔名，发表《抗战胜利纪功碑之建筑》一文，详细记述了纪功碑的情况。黎抡杰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极其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宣传家”。
年10月31日，在重庆市市长张笃伦主持下，纪功碑奠基开工；年8月，纪功碑竣工，共耗资2.02亿元（旧币）。年10月10日“双十”节，举行了由市政当局、学生代表及各界民众共万余人参加的揭幕典礼。典礼由市长张笃伦主持并致词。他说：“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了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纪功碑象征百万重庆市民为建设现代化重庆而努力奋斗。”
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后，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年10月11日，重庆《大公报》以《万人争看纪功碑：群鸽飞出鞭炮声中剪彩，永垂不朽象征重庆建设》为题作了报道；《申报》称，这是中国“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纪事报》年第17期赞之以“人类历史纪功柱”，“世界进化里程碑”。
年的抗战胜利纪功碑及其碑身正面的碑名。
抗战胜利纪功碑为八面柱体盔顶的塔形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分碑台、碑座、碑身及瞭望台，从地面到碑顶风标，通高34.5米。
碑台：直径20米，高出马路水平线1.6米，全由青石砌筑，正对马路之四面，有石砌踏步8级，上面是磨石子平台，环周有8处花圃，总占地面积为平方米。在挖掘地基时，按设计要求，刻意留下深坑，将战争中缴获的部分侵华日军的武器弹药、钢盔、军靴、指挥刀、军旗等战利品埋于其中，以示我国民革命军之军威永垂大地；同时埋下的还有，用铁罐密封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抗战胜利写给蒋中正委员长并转致中国人民的一封贺信。
碑座：由石碑8面及8根青石砌结护柱组成，石碑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铭刻有碑文五篇：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兼代主任张群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并序》；未署名文《陪都各界庆祝政府恭送主席胜利还都纪念》；重庆市长张笃伦撰写的给蒋介石的祝寿颂词，因年10月31日，正当蒋介石的六十大寿。颂词文末曰：“瑞霭阳春，实逢周甲。嵩祝遐龄，衢歌大业。猗欤盛哉，中兴领袖。华夏腾欢，普天同寿!”
碑身：高24米，直径4米，外为八角形，内空，共八层，有窗24个。正面朝向民族路，即东北方向，正面碑身上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由市长张笃伦题写，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碑身上部高约23米处，设有自动报时的四面钟，间隔以四块浮雕，分别为“工人”、“农人”、“陆海军”和“空军”，前三者皆两人一组，后者则三人为伍。其中，“工人”和“农人”以工厂、农家为背景，各自手持劳动工具；“陆海军”战士一人手握枪支，一人挥舞拳臂，身边不远处还有一挺大炮；“空军”将士则立于战机旁，一位长官正在向两位战士交代任务。碑身内部为圆形，有螺旋状铁制楼梯盘旋而上直至碑顶瞭望台，共步。沿旋梯设“抗战胜利走廊”，廊上挂抗战英雄、伟大战绩及日本投降等油画，下则嵌藏各省市赠送之纪念碑石、社会名流题赠之石碑等。走廊壁上，铭刻有年5月17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以及许多阵亡抗战将士的名单。碑身壁上，藏有纪念钢管，管内放有纪功碑设计图样和有关人的签名，并放有代表此一时期文化产物、名作、报纸、邮票、钞票、照片等，俾他年可以在此寻得当时的文化迹象。
瞭望台：即盔状的碑顶部分，直径4.5米，较碑身略宽，设有环状瞭望台，可容20人登临游览，内悬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及报警之用。碑顶安装一大灯架，有8根水银太阳灯环绕，灯架之上的碑顶最高处设风向仪、风速仪、指北针等测候仪器。
纪功碑的灯光照明除碑顶灯架外，还在每层设日光灯一个；另在碑身外设强有力之探照灯8个，夜间可投映照射于碑上。
据设计师黎伦杰介绍，纪功碑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共用钢筋20吨，水泥桶。在战时若投磅重的炸弹于10米内，亦无法摧毁建筑物；16英寸平射炮亦无法击穿碑壁，碑身可以保存百年之久。
抗战胜利纪功碑全景，可以看到该碑由碑台、碑座、碑身三个部分构成。
纪功碑建造过程中，关于碑身上部的四面钟还有一段故事。该钟既壮观瞻，又寓提倡市民守时之意，按设计要求，应有以下特点：（1）吊锤式，（2）最好每季或每半年上链一次，（3）同时能控制四个不同方向的钟面，（4）钟面分化及指针以用铝类等轻金属为佳，（5）钟面为正方形，边长为一公尺40公分，（6）能够自动报时。而当时遍寻本市及外埠各商场，均未能购得。为此，黄宝勋于年11月24日致函张笃伦市长，请张嘱托其在美国工作的儿子张凯基在美国物色购买。但当时国民政府无此笔外汇来购国外的时钟，遂回函重庆市政府，指示此项设备可缓办理。为尊重原设计又不使该碑因缺钟留下空漏，纪功碑筹建委员会乃于7月4日签呈重庆市政府，建议在四面钟未获得解决办法之前，暂以“公理战胜”四字代替该钟，当即获得市政府批准。在纪功碑竣工之前，筹建委员会通过多方途径，得知五四路天主教真原堂内尚存有四面时钟一座。为此，市长张笃伦即于10月14日亲自给真原堂主教尚维善写信一封，并托筹建委员会电气工程师李宗持函前往洽商。10月18日，尚维善主教亲笔回函张笃伦市长，内云：“拜读手书，聆悉本市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以后，碑顶须装置四面钟一座，以壮观瞻，嘱敝堂价让等语。接奉之余，当即召集本市各堂教友代表会商，佥以天主堂撤回之时钟，本拟俟该堂钟楼恢复后搬回装置……..今纪功碑落成，我天主教教胞亦市民之一员，理应捐赠比项时钟，以表纪念之微意。当场一致热烈通过，由维善代表赠送。专此奉复，即请察照。”这样，纪功碑上“久悬未决”的时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纪功碑也因此得以依照原设计竣工。
年以后的“解放碑”
年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共产党政权建立。
1年3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要求批准将“纪功碑”更名。6月29日，市公安局向市政府报呈送关于《新拟更改街巷名称一览表》报告，报告由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于7月5日联合签署发布，其中包括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的要求。9月18日，市长陈锡联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究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此题写了碑名。
抗战胜利纪功碑在改建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的过程中，仍保存原碑体结构，但碑座石碑上的纪念铭文被尽行铲除，碑顶上部的浮雕图案被改成解放军战士的形象及装饰性图案，碑身内部原有的抗战珍贵文物倶被销毁。碑身正面的碑名，被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七个鎏金字，落款为“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刘伯承敬题”。
刘伯承题写的解放碑碑名。
年，对解放碑碑座周边的花坛进行了辟建，碑座周围加装了喷漆铁栏杆。此后，解放碑历年又有多次整修，但原碑的基本结构未变。
年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与年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年与年的解放碑
抗战胜利纪功碑碑身正面，碑名被改刻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碑顶的四面钟还是天主教重庆真原堂当年的捐赠物，现在已换成了劳力士的四面钟。
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就是恢复对历史的尊重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纪念抗战胜利、昭显抗战功绩、缅怀抗战英烈的宏伟纪念碑。它之所以建立在重庆，是战时陪都的抗战中心地位、以及重庆及四川人民对抗战巨大贡献之使然，它是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抵御侵略的精神象征，还是重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文化与文明地标。
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纪功碑在年以后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与破坏，使几代人失却了对历史应有的记忆与尊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对于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呼声不断高涨，重庆亦不断有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原貌。期待抗战胜利纪功碑的恢复，期待对历史尊重的恢复，这种恢复即使不在当下，也会在将来。
重庆三峡博物馆内，根据抗战胜利纪功碑原型制作的模型
附录一：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录二：
《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扼控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国家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
年9月6日
附录三：
《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起，国民政府西迁入蜀，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命运之枢机，为国际观听所属集。日军席五十年储蓄之力量，倾孤注于一掷，中国局势，履濒危迫，而根本迄不动摇，战争之第四年，日本迁路树敌，凶焰益张，奇袭珠港，肆扰海南。亚洲之战争既与欧洲合流，中国逐自独立作战之孤军进而为民主阵线远东之一冀，嗣此义德先后瓦解、日本亦势蹙力竭，终于偾蹶。在此八年之中，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其永久。洎战争胜利，国府还都之次年，重庆市民庆国运之重光，懔收京之不易，逮碑中衢，用示来叶。群历共艰虞，知其始末，属笔纪事，故不得辞，尝谓旋乾转坤之事业，必赖有睿智仁勇之领袖为之纲维，忠贞勤奋之人民效其心力，而地理形势亦为其助。因民国二十四年之主席蒋公曾一度蒞川，于废除防区，统一川政之余，胆属机先，已为不可避免之对日战争余不败之地。当时会引古来论地理形势之言，谓中国形势以四川为首，荆襄为胸，吴越为尾。一旦国家有事，但使首脑无恙，则扬子下游之战局无论如何险恶，根本不致动摇，重庆定为战时首都之国策，实已决于是时。国府西迁之后，敌兵深入，西抵宜昌、虽敌方之海陆军力限于夔门，而空军之战略袭击则集中于重庆。战争前期之三四年中，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重庆以上百万之市民，敌忾越强，信心愈固，财力物力之输委，有运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古人有言，国於天地，必有舆立，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副之也。国民革命初步之成功，即为中国家真正建设之开始。西南古为神州隩区，四川尤称天府；战时既已为国家之力量之中坚，战后亦将为重工业之策源地。重庆承四大河流之汇，上溯四江已大康默滇青，下循扬子东通于海；一旦计划中之川境铁路公路系统完成，与西北西南脉络贯通，则重庆将进为新中国工业经济之重心，大西南之吞吐港，其进境何可限量。国民政府还都之前，主席蒋公手令建设陪都，期以十载。张佰常市长萃各方之彥，番事势之宜，详拟规范，已得报可。十年之后，将见在桥横贯两江，二千平方公里，二百万市民之大重庆涌现华西，以西南之财富，弼宗国之繁荣。后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国复光之故，将知重庆之于国家，时不止于八年战时之献效已也。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之日豰旦
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兼代主任张群敬撰
附录四：
《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并序》
国民政府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开始抗战，为建瓴审势，经野制宜之计，是岁十一月二十日移驻重庆，导率全国，共御强敌，遂以西南重镇建为陪都。中经八载，赖领袖英断，军民效命，繄盟邦协力，终至日本乞降，乃于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宣告胜利。寇氛既息，疆宇既复，政府还都南京，而重庆官民爰有伐石著绩之举，张市长伯常嘱为撰文，以昭悠远。余惟抗战之制胜在于同心，建国之期成亦然。民族光荣与夫世界和平之所系，舍是莫由。乃播之铭语，俾行路永歌，以憬国人之思。
铭曰：黾勉同心，勿怠勿荒；以成胜利，以建新邦。
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谨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
附录五：
《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重庆人民的卷轴颂词》
年5月17日
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的译文如下：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附录六：
《蒋介石在陪都各界庆祝还都大会上的致词》
年4月24日
各位先生同志们：
本席感觉今天是政府迁都重庆八年以来最光荣最快乐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政府在抗战局势艰难危急的时期，迁都重庆，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固然是全国军民同胞一致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重庆同胞与政府同甘共苦，共患难，生死成败相一致的关系，较之其它各地尤为密切。回想敌势猖獗时期，重庆每天都要遭受敌人残忍的轰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遭受不测的损失。然而大家为表示对于抗战的忠诚，对于政府的拥护，前仆后继，效死勿去。这种忠贞不二艰苦卓绝的精神，是本席梦寐难忘的。至于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它各地之冠。这种伟大的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而永垂国民效忠国家的良好模范。本席生长浙江，从事革命起于广东；然至十三岁离乡以后，即无一地连住八年之久如重庆者，所以重庆实为本席的第二故乡。还都以后，本席夫妇对于重庆的同胞，必念念不忘，对于重庆的建设，必极力倡导，亦愿我重庆同胞与本席的个人的情感，因别离而日增，因日久而益笃。其在抗战期间殉职殉难同胞的寡妇孤儿，本席离渝以后，势必照顾难周；尤望各士绅同志，推老老幼幼之心，协助本市政府，妥为教养，才能安慰先烈在天之灵，也才能奖励社会的忠贞气节。最后本席谨祝重庆日益发展，重庆同胞生活日臻康乐，而成为全国模范的都市。
附录七：
《国民政府还都令》
年5月1日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于二十六年十一月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幸赖我忠勇将士，前仆后继，坚韧奋斗。与夫同盟各国，海空共进，比肩作战，卒使敌寇降伏，应功克奏。兹者，国土重光，金瓯无缺，抗战之任虽竟，建国之责加重，政府为定于本年五月五日凯旋南京，以慰众望。唯是大战之后，民生艰困，国力凋敝，亟宜与民休息，恢复元气，努力建设，保持战果，所望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朝斯夕斯，庶不负抗战建国之初衷，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持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宏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降永光史册，奕叶不磨灭。当兹还都伊始，钟陵在望，缅维南京收复之艰难，更觉巴蜀关系之重要。政府前于二十九年九月明令定重庆为陪都，近更以四川为全国建设实验区，应即采其体制，崇其名实，着由行政院督同各省市政府妥为规划，积极进行，使全川永为国家之重心，而树全国建设之楷模，有厚望焉。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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