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3一般的移情反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移情现象和移情阻抗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描述了对分析师的反应，这些反应来自病人过去对特定的重要人物的经历。病人爱、恨或害怕分析师，就像他曾经害怕或爱他的父亲、母亲或兄弟等一样。病人对待分析师的移情行为通常与其对待生活中大多数人（少数与移情人物类似的人除外）的行为截然不同。移情反应通常是特定的，有限定性的。不过，在一般移情反应的标题之下，我想精确地描述一种移情现象，与前面所述的其他的移情现象不同，它是非特定的，非限定性的。病人在此对分析师的反应就如他对生活中许多或绝大数的人一样。移情行为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一向如此，习惯性的。这种行为被威廉·赖希(，)冠之以“人格移情”，但其他人认为这个术语是易误导的，含糊不清的（安娜·弗洛伊德，；斯特巴，）。这种移情与其他移情的区别是，对分析师的反应是病人对待所有人的，习惯性的，代表性的，典型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种移情具有病人客体关系的特征。正是这种非特异性和特征性的特性导致了“人格移情”术语的使用。不过，“人格（character）”一词有其他的意思，我发现“一般的移情反应”一词更为准确。病人对分析师产生一般移情之后，其所拥有的情感、态度、冲动、期望、愿望、恐惧和防御，已经铸入其人格之中，已经变成其对待世界的，总体的表面呈现。这些特质是相对固着的结果、残留，是本能与防御之间各种冲突的妥协。人格的这个方面同时具有防御和本能的成分，经常是凝缩的。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这些移情反应总是发挥重要的阻抗功能。学生要参阅关于人格形成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以了解对动力学更为全面的描述（威廉·赖希，，；费尼凯尔，a）。让我举一个一般移情反应的典型例子。一位5岁左右的男士因为睡眠障碍，害怕安眠药成瘾来做分析。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和社会生活，他都极其成功。他取得各种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其热情的禀性。他是一个对人非常友好的人，风趣、热心、慷慨大方、坦率，喜欢社交活动，积极参加聚会，等。简而言之，他是一个热心人。就像从事其他的项目一样，他急切地，精神饱满地，乐观地开始接受分析。他以受人欢迎的问好开始每次的治疗，在联想中间或说些笑话；他将生活的经历编织成迷人的故事；他发现我的解释精彩，不同寻常，令人愉快。如果我的评论让他痛苦，他会表示敬畏，急切地附和我的判定。他崇拜我，恭维我，向每个人宣扬我的美德，并且为我征募新病人。尽管他了解精神分析的标准程序，他还是不断地邀请我参加聚会，甚至安排有他认为会让我感兴趣的特别的名人参加的聚会，尽管我一而再的拒绝，他确定我早晚会屈服。他确信他是我最喜欢的病人，尽管他知道我受到精神分析规定的限制不会透露这个信息。这种对待我的反应方式是其对待绝大多数人的典型而有特色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非常成功的。在生活中，所有的人，诸如他的家人、雇员、他许多的情妇、重要的主管以及著名的艺术家，认为他是一个可爱的，有魅力的人。这种一般性的移情反应是难于处理的。首当其冲，我有必要限制我真正的和反移情的反应。然后，我必须不断地向他指出他行为的随意性，爱的混乱，持续的不安，表明存在某种潜在的不满。慢慢地，我能够向他展示这种长期的热情，他感觉他是我最喜欢的病人是一种虚构的神话，一种他试图使之永久存在的防护。只有在睡眠和梦中，当他不得不放弃有意识的控制时，它才会漏出马脚。经过若干月的工作之后，他的热情才变得自我失谐，他对此不再认同，意识到它的欺骗性，他才敢于让自己感觉到潜在的抑郁。然后，他的移情反应发生了变化，我在不同的时间变成了可恨的，过度挑剔的母亲——引诱他，抛弃他，愤怒的父亲，等。他在分析之外的行为也有了变化。尽管他仍然可以变得热情而有魅力，但是具有可控性。他最终可以发展某些有价值的敌人，甚至有时可以感到厌烦。他也可以睡觉和做梦了。一般性移情反应的技术问题与防御性移情的问题类似，因为一般性移情总是具有重要的防御目的，是自我和谐的。首要的任务，是将这种移情转化成一种自我失谐的，痛苦的反应，病人才会对此进行主动的工作，而不是试图使之永恒存在。必须将人格阻抗转变成移情阻抗。移情神经症才会逐渐形成，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分析工作。进一步的技术问题将在3.10节讨论。一般性移情反应会出现在主要患有人格障碍的病人之中。每个特殊的类型会产生一种典型的一般性移情；例如，强迫性人格的病人会对分析师形成这样一种一般性移情——是其平常的隔离、强迫的客体关系的重复。3.8移情反应见诸行动自从弗洛伊德年治疗多拉的案例以来，他就意识到识别和分析移情，移情性阻抗，特别是移情反应见诸行动的重要性。多拉中断了在弗洛伊德那里的治疗，因为他没能识别她的一种特别的移情反应是来自于他的情人，而不是来自她的父亲。而且，病人将她这方面的移情见诸行动了。她对待弗洛伊德的方式就像她打算对待她的情人K先生做得那样；她抛弃了他。在回顾这个案例的历史和结局时，弗洛伊德才意识到移情和移情现象见诸行动的特别重要之处。他后来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再次回答了见诸行动的问题，特别提到他关于强迫性重复的工作。最近几年，其他的作者对于我们理解移情反应见诸行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见诸行动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会出现，而且不只是一种移情反应。见诸行动这个总的题目会在第二卷进一步讨论。在这一节，对见诸行动的讨论，是视之为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一种移情现象，一种特殊类型的移情反应。见诸行动是指一系列组织完好，连贯的，似乎是有目的的，有意识愿望的，自我和谐的行动，这些行动最后会证明是过去记忆的重演。这种行动是一种对过去稍加伪装的重复，但病人不能回忆过去的记忆。病人好像有意采取行动，而不是记忆；它是对记忆的防御。在分析过程中，病人将其移情见诸行动，而不是通过语言和感觉来报告移情。这种见诸行动可以针对分析师本人，或者针对分析之外的其他人。每次分析出现某种程度的见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这部分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分析师攻击神经症性防御，由此鼓励病人以不那么歪曲的方式释放其情感和冲动。这会促进这种突破见诸行动。其次，移情本身是过去的复活和重复，因此激活了可以通过行为与行动表达的过去的冲动。不过，移情的错误处理也会导致见诸行动，特别是没有得到充分分析的负性移情。解释的度，时机和策略的失误经常会导致见诸行动。分析师对病人的移情反应也会触发见诸行动。不过，当非语言期和前语言期的素材试图在分析中寻求表达，或者接近当创伤素材时，会出现重演而非记忆的倾向。见诸行动尽管可以暂时发挥某些有用的功能，但它总是一种阻抗。它是对记忆和思维的防御，它反对思维，记忆和行为的整合，从而反对自我的结构变化。但是，某些形式的见诸行动可能具有建设性的目的。我在此指的是在刻板的，压抑性的防御瓦解过程中出现的一过性的，偶发的见诸行动。这种类型的见诸行动应该与长期的，反复出现的习惯性的见诸行动区分开来。那么，见诸行动也可能是一种尝试性的回忆，一种敢于记忆的测试。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通向记忆的迂回之路。我的临床经验表明重演的记忆似乎是一种防御性的记忆。见诸行动所固有的歪曲总是指向愿望满足的方向。公开的行动就像梦的显义一样，试图满足愿望。最后，见诸行动是一种非语言的交流；尽管有阻抗的功能，它也是伸手去够一个客体。它可能是寻求帮助的哭喊。见诸行动只是神经症性重演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出现在分析之内和分析之外。应该将其与再体验和症状性的行动区别开来，尽管在临床上并不能总是做到这一点。再体验是过去事件的简单重复和复制。没有歪曲，容易引发记忆。通常情况下，这会发生在受强烈情感，药物和神游状态等的影响之下，自我状态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症状性行动的组织不完好，不连贯；我们感觉这些行动古怪，自我失谐，显示了自我功能的失败。在症状性行动中，过去的事件已经被极大地歪曲，只呈现了事件的一个碎片。让我举简单的例子说明见诸行动，再体验和症状性行动。K夫人(见1.，.，.71，3.5，3.，3.81节)每次分析结束后总要站起来，收起枕头上她的头枕过的克里内克斯纸巾她会在走向门口时，将纸巾揉搓成一团攥在手里，刻意不让我看见。然后她会经过的时候，将其扔进我桌子底下的垃圾筐里，或者将其放在她的手提包里。她做得尽可能熟练，我的印象是病人希望这些行动会逃过我的注意。当我向K夫人指出这种行为时，她立刻承认这一点，但似乎感到惊讶我会对此有疑问。她的态度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她感觉她的反应是自圆其说的，表现了一种普通的礼节。她继续这种行为，尽管我试图去理解潜在的意义。在一次分析中，当我要求她对她试图不让我看见的“脏的纸巾”进行联想时，我才取得一些进展。这引发了她痛苦的记忆，对于月经的羞耻感。克里内克斯纸巾的行为在继续。最后，我们开始分析她对于肛门的可怕的羞耻感，她竭尽全力去隐藏她的那个部分。当有陌生人在她家时，她不能排便，因为她害怕会被别人无意听到，或者害怕气味会暴露她的行为。每次排便之后，她会在浴室内带上一段时间，使之好像没有泄露任何事情。我指出她对于克里内克斯纸巾的行为就好像是她必须隐藏的如厕行为一样。然后她回忆起许多关于她母亲对于盥洗以及浴室中洁净的狂热的记忆。只有在那之后，她才能在分析结束后将克里内克斯纸巾留在枕头上。K夫人在每次分析结束后都是见诸行动：我是一个干净的女孩，要确保不能让别人看见她的如厕行为。任何人不得知道我有过这样的行为。我是不可能做这样脏的事情的；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表明我有过这样的行为。它是一套连贯的，组织完好的，有目的的行动，是意识愿望的，自我和谐的，是用来否认她不能回忆的让她有快感的如厕行为。简而言之，它是见诸行动的一种形式。二战期间，一名B-17轰炸机上的机尾部机枪手刚从战斗中归来，他一直遭受失眠、噩梦、震颤、大汗和明显的惊跳反应的折磨，我给他静脉注射硫贲妥钠。他已经完成了50次战斗任务，但是没有感到任何令人困扰的焦虑，不愿谈论战斗。他同意注射硫贲妥钠，因为别人告诉他那就像喝醉了一样，而且那意味着他不必向任何其他的长官谈话。就在他静脉注射了5毫升之后，他跳到床上，扯掉胳膊上的针头，开始高声尖叫：“他们从四点钟的方向过来了，他们从四点钟的方向过来了，打掉他们，打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击中我们，这些狗娘养的，打掉他们。噢，上帝，打掉他们，打掉他们。他们又从一点钟的方向来了，一点钟的方向，打掉他们，打掉他们，你们这些杂种，打掉他们，噢，上帝，我受伤了，我不能动了，打掉他们，打掉他们，谁来帮帮我，我中弹了，我中弹了，我不能动了，帮帮我，噢，你们这些杂种，帮帮我，打掉他们，打掉他们。”这个病人就这样尖叫、大喊了二十分钟，满眼惊骇，脸上汗流如注。他的左手抓着无力摇晃着的右臂。他颤栗着，紧张不安。我最后说：“好吧，乔，我打掉他们了，我打掉他们了。”听完，他瘫倒在床上，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他，问他是否记得注射硫苯妥钠的情形。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他记得叫喊，但是所有一切都是模糊的。我告诉他，他谈到一个任务，当时他右手受伤，不停地叫喊“打掉他们，打掉他们”。他打断我：“哦，是的，我记得我们正从施韦因富特返航，他们越过我们，开始出现在四点钟方向，然后出现在一点钟方向，我们被高射炮击中，等等。”病人能容易地回忆起在硫贲妥钠的作用下再次体验的过去事件。那是没有歪曲的，容易进入的，是典型的再体验。我现在想引用下面这个案例作为一种症状性的行动。我的一位病人，一名中年男子，不能在我的等候室坐下。他尴尬地站在角落里，一直等到我开门走向治疗室，然后才急切地朝我走来。这个行为让他很苦恼，他知道这很奇怪，然而当他试图坐下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让他无法忍受。他在其他的等候室有过类似的反应，他会通过迟到，或者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离开后再次进入。当他定期来做分析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我开始分析他迟到的倾向。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揭示了以下他害怕在等候室坐下的决定因素。被发现坐着表示被“捉住”，坐着，就是意味着被人发现在手淫。他是一个孩子时，曾经坐在马桶上手淫，一听到有人走近，害怕他们会进来，他就会立刻站起来。他家浴室的门上没有锁。当我站着的时候坐下，就意味着他小我大，他感觉我会对他有躯体伤害。而且，他的父亲过去要求他见到大人进屋，就立马站起来，他还在过时地遵守着。他进入青春期时反抗过他的父亲，父亲死于中风后，他感到内疚。他过去发现他的父亲坐在椅子里，就像在打盹，让他惊恐的是他发现父亲陷入昏迷了。这就是说站着意味着他活着，被人发现坐着意味着就像他父亲一样——死了。最后，坐着意味着排尿时采取女性的姿势，他必须在我面前站着表示：看，我是个男人。这里的这个例子是一个自我失谐的，古怪的行为如何违背了病人的意愿得以执行；他被迫上演这个行为，这是一个症状性的行为。分析揭示这个行为凝缩、歪曲和象征了许多历史事件。在明确的案例中，见诸行动、再体验和症状性行为可以很容易地彼此区分开来。在临床实践中，你经常看到的不是单纯的形式，你经常处理的是这三种不同神经症性重演的混合。让我们回到关于移情反应见诸行动的研究。3.81分析情景内的见诸行动当病人在分析情景中做某件事时，最简单的移情反应见诸行动就发生了。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例子，一个病人对分析师的反应是违抗和批评，而且记不起过去有过这种行为。他不仅对分析师有这样的情感，而其用行为表达出来，拒绝谈话，忘记他的梦，等。他将这种情感见诸行动，而不是说出来；他重演了过去的一部分，而不是记忆。而且，他不仅意识不到他这些反应的不协调，而且通常感觉这是合理的，如我们所说，是自我和谐的。让我举下面的例子说明。一位四十岁的作曲家来做分析，因为他患有慢性的失眠、结肠炎，工作处于压抑状态。当我可以在上午八点第一个给他作分析时，他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模式开始治疗。首先，我能听到他走进大厅，因为他就像吹小号一样大声地擤鼻涕，单独而重复地擤每一个鼻孔，宣告他的到来。当他迈进治疗室时，他会欢快而动听地喊出早上好。然后轻声哼着，脱掉外套，随意披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会走向躺椅，坐下，仍然轻声哼着，开始掏空口袋。先从后面的口袋掏出钱包和手绢，放在边桌上；然后从其他口袋掏出钥匙和零钱，接着从手指褪下戒指。呻吟一声，弯下腰脱鞋，将其整齐地摆好。然后解开衬衣最上面的纽扣，松开领带，放松地叹一口气，躺在躺椅上，侧过身，将握紧的双手放在枕头与脸颊之间，闭上眼，默不做声。过了一会，他才开始柔声地说话。开始，我静静地看着这个表演；似乎是不可思议，我的病人在严肃地做这些事。当我意识到他没有觉察他这种行为的不适切之时，我决定在与他面质之前，尽可能精确得领会这种行为的意义。很显然，他的见诸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与准备睡觉有联系。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他在重演父亲和母亲准备睡觉的情形，在其中，我是其中的一个父母，他或者是另一个父母，或者是他小时候的自己。他的过去充满了父母在卧室内激烈争吵的记忆，将他从睡眠中惊醒，使他备受惊吓。在他是一个孩子时，这些争吵会发生在他入睡大约四个小时之后，他目前的失眠带有入睡后几个小时被吵醒的特点。他对我是在见诸行动（a）他是多么希望他的父母一起安静的睡眠，（b）作为一个孩子，他是那么幻想与其中的一个父母入睡。当我试图让其注意他开始治疗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时，他愤愤不平。这没有什么特别或奇怪之处，不需要去注意。他只是想放松，自由联想；毕竟，我在开始分析师时告诉过他，他所要做的就是放松，试图说出脑海中出现的任何想法。他现在就是在放松。不错，他是感到有点瞌睡，但那是因为治疗时间早的缘故。接着，他不情愿地承认，当我在治疗快结束对他说话时，他感觉那语气刺耳，是一种打扰。他也意识到，尽管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喜欢这个早的治疗时间，他几乎既记不住他说了什么，也记不住我说了什么。我接着告诉他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即他来做治疗是要与我继续睡眠的。他脱掉衣服就像准备上床一样，他躺在躺椅上，闭着眼睛，表情幸福，因为他感觉我们是在一起睡眠，这是一种安静的睡眠，他过去一定希望他的父母有这样的睡眠，或者他自己和其中的一个父母有这样的睡眠。分析到此，病人才能够回忆起他对父母的憎恨，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在夜间争吵，以及他嫉妒的竞争感和代替父亲或母亲躺在他们双人床上的性的愿望。我对于希望安静睡眠的解释，是重建病人对于父母的俄狄浦斯前期愿望的第一步。在引用的这个例子中，病人对分析师有没法描述的话或报告的情感，但是用行动表达了。他对此暗中不认可，行为违抗，打算睡眠。在这三种情况下，过去有一部分在重演，但病人不能记起，不愿分析这个行为。最后证明这种行为是过去事件的歪曲，是试图达到愿望的满足。病人过去希望做的事情在分析师身上见诸行动。我的临床经验是，见诸行动总是当初不能执行的过去愿望的重演。见诸行动就成了一种延迟性愿望满足的努力。分析框架之内的见诸行动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出现一次，或者单一的事件，而是可能在整个漫长的分析中出现。我见过这样的病人，特别是正在接受培训的受训者，他们以“好”病人的角色见诸行动，试图将我铸造成“完美”的分析师。这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知道他意识到分析中存在某种荒芜与局限。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揭露这种行为是阻抗和防御，解释潜在的敌意。我见过一种平行的情景，病人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和感觉，即他们是我最喜欢的病人。我那个八点中瞌睡的病人就是这种情形。他在意识层面相信他是我最喜欢的病人，当我解释这是他的愿望和需要时，他回答说他知道我受到弗洛伊德式的约束，要冷静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情感。当我做出其他任何一个病人都会感到痛苦的解释时，他对此的反应是佩服我的机敏，感同身受地分享所谓我的胜利的喜悦。他喜爱分析，尤其喜爱被我分析。他感觉我们是一个奇妙的结合，他与我，我与我的大脑，以及他与他的想象。即使他的症状没有改善，他依然没有一点内省力，他还是喜欢分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主动向他指出，他似乎不是来接受分析的，他是来重演那种令人愉快的受人宠爱的感觉。他慢慢开始回忆并讲述被母亲宠爱，也被父亲宠爱，然后发现这些记忆掩盖了对于双亲的痛苦的失望。3.8分析情景外的见诸行动一位年轻的已婚女病人在分析期间出人意料地开始了一段风流韵事。通过下面的临床发现，我确信那是她移情情感的见诸行动：这个病人几乎不了解这个男人，他与她通常喜欢的男人完全不同。他具有艺术家的风度，举止像教授，长得像古代的罗马人——这些品质吸引了她。因为去参加会议，我不得不错过几次治疗，这桩韵事就发生了。她带着一种正性移情开始分析，其后发展成色情化的，性的移情。这种移情已经被解释过，似乎暂时得到了解决。我回忆起她在对我有强烈爱意的期间，她曾经将我描述为一位教授和一位艺术家。她也梦见过我穿着宽松的罗马长袍，她对此梦进行联想，声称我在梦中的发型就像罗马人，听到我的绰号叫“罗密”。好像已经清楚了，这个年轻的女士将其性与浪漫的情感在这个年轻的男人身上付诸行动了。她在我身上所不能付诸行动的事情在这个男子身上实施了。这些愿望是她对于继父的深深压抑的情感的重复。一位正在接受分析的男病人，突然与他的内科医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与这个人从未有过社会性的接触。现在病人不断邀请这个医生共进晚餐，与其亲密地谈话。显然，他对我的亲密的愿望正在分析之外见诸行动。这发生后，对于我的亲密愿望在分析之中没有表达出来。正是我对见诸行动的解释，将这些潜意识的愿望（他们涉及到我是潜意识的）带进了分析之中。当移情情感在分析之外见诸行动时，其特点是，这些见诸行动的冲动与情感不会在适当的分析情景出现。一位接受我分析是学生不断地批评他的老师的愚蠢、懒惰和笨拙。同时，他对我的移情情感总是正性的。正是因为对我缺乏任何敌意的移情，对老师的持续的敌意，使我意识到他的负性移情正在见诸行动。矛盾情感期移情或者矛盾情感前期的移情的分裂，一个方面正在分析之外见诸行动，是见诸行动的一种常见的形式。经常见于正在接受培训的受训者。通常，自我失谐的移情发泄在分析之外的某位分析师身上，只有自我和谐的情感才会对自己的分析师表达。因此，敌对和同性恋的情感会宣泄在其他的分析师身上，不那么令人苦恼的情感和冲动会留给自己的分析师。或者，这种分裂会在“好”与“坏”的分析师的基础之上发生，分析之外的某位分析师充当辅助角色。应该记住的是，分析期间出现的见诸行动不仅仅与分析情景有关。及其常见的是，你会发现这种见诸行动在分析之前就在进行了。这种情景中的合作者自己会证明他们是移情的人物。这将在第二卷讨论。我愿举例说明与移情有关的见诸行动和症状性行为上的结合。在几次分析中，不论我在分析中做什么，一位男病人总能找到过错。他发现我的沉默令人压抑，我的干预令人恼火，充满敌意。实际上，他承认在我开始说话之前，或者他期待我说话时，他喜欢分析。他能断定我何时要进行干预，因为他能听到我的椅子吱嘎作响，我的呼吸会有变化。一个简短的梦，以及对此的联想，对于理解他的反应提供了某些重要的线索。在梦中，有人正在收听一位电台评论员GabrielHeater的播音，此人有一种宣判的声音。病人对此的联想是，实际上这个播音员是他父亲的最爱，当他父亲回到家吃晚饭时，全家人被迫听这个男人的播音。这带出他父亲回家如何改变气氛的记忆；他是一个令人扫兴的人。他破坏了家人的乐趣，至少是病人的乐趣。他总能断定父亲何时回家，因为他总是七点差二十分到家，他总会在到家的时候吹口哨。每当病人注意到接近七点，或听到口哨时，他会变得烦躁不安，充满敌意。病人在治疗中对于我的反应与他对于父亲回家的反应的许多相似之处，让我惊讶。我对他做了如下的表述：只要我在治疗中保持沉默，让病人说话，只要是在治疗的开始阶段，病人享受分析情景，就像他享受在家中与宠爱他的母亲和姐姐们在一起一样。这是安静的，令人愉快的。在分析结束前二十分钟，病人开始预测我会打破他在家中的秘密的乐趣。我的椅子的吱嘎声，或者我的呼吸频率的改变，会让他想起父亲的口哨。我的解释就像“宣判的声音”，预示着父亲的回家，预示着病人与母亲和姐姐在一起的快乐的结束。病人同意这些表述，又加上一句“非常坦率地说”，他不得不承认父亲的回家只对他来说是令人痛苦的；母亲和姐姐们期待着父亲的归来。这个例子展示了病人在分析时间内如何与我重演了他与家人过去的一段历史。在分析的开始，他夸夸其谈，我代表了安静、赞赏的母亲和姐姐们。分析接近尾声时，当轮到我说话时，我变成了专横而令人烦扰的父亲。因为这个情形对病人来说，是自我失谐的，非常痛苦的，他不辞辛劳地工作，试图重建和记起掩藏在神经症重演背后的过去的事件。正如早先所说，所有神经症性重演会以单纯的形式出现，但通常你会发现重新体验、症状性行动与见诸行动的混合。问题的关键取决于神经症重演时自我和谐的还是自我失谐的。当重演是自我和谐的时候，它总是会成为另一种阻抗。这种情况下，要取得病人合理化自我的合作，建立工作联盟，以及披露或重建潜在的记忆，往往会更加艰难。3.9分析移情的技术3.91一般性考虑应该注意的是，这一节的题目是“分析移情的技术”。不是“移情的解释或管理”。其原因是，尽管在分析程序中解释是处理移情现象的决定性的工具，其他的工具也是必要的。对于一个移情反应的解释是处理移情现象最终的一个技术步骤；但是为了有效地解释移情，要采取许多必要的基本步骤。比布林（）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我们对自我心理学认识的提高，精神分析师在试图解释某个特定的心理现象之前，需要充分认识到仔细澄清这个现象的必要性。费尼凯尔（）和克里斯（）也强调，分析师在试图解释心理现象的潜意识意义，对此认真考虑并做出清晰展示和说明的重要性。正如我在以前所述，展示、澄清、解释和修通一个心理事件可以看作是在“分析”一个特定的现象。将“管理”移情的概念引入这个讨论的原因是，为了恰当地处理移情，我们要求精神分析师做的不仅仅是“分析”。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移情的分析才是精神分析的核心与特征。不过，为了使一个心理事件可以被分析，有时有必要采取其他的程序（E.比布林，；埃斯勒，3；门宁格，8，第六章；以及本书1.3节）。例如，既然经典精神分析技术的目标是促进移情反应的形式强度程度有最大化的发展，既然病人会自发出现移情现象，我们的技术必须包括无侵入性的，耐心的等待。默默等待的明智使用是促进移情形成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然而，严格地说，这是一种控制。分析师的沉默能帮助病人形成移情反应，并感觉到其强度的增强。最终的情感宣泄能使病人最大限度地确信其情感的现实。不过，严格意义上说，分析师的沉默和病人的情感宣泄是非分析性的方法。它们也能导致创伤情景，产生巨大的阻抗，除非治疗师能在恰当的时机进行“分析”。只有通过分析，你才能解决一个移情反应，这样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强度的移情反应才得以崭露头角。建议在移情的管理中也有其地位。我们要求病人自由联想，让他们的感觉自动形成。我们提出，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感觉是可以容许的，可以管理的。我们的沉默也可以向他表明，我们期待他承受某些感觉，也可能是痛苦的，这导致一个有用的结束。当我们询问病人是否可以回忆他的梦时，我们是说他肯定做过梦，能记得住。特别是在分析的开始，病人对我们，对精神分析的程序所知甚少，建议能够使他敢于和我们一起探索。最终，使病人变得易受暗示或受控制的移情情感一定会得到分析，得到解决。对此的进一步学习以及相关的问题参考查尔斯·费希尔(3)的著作。对其他的非分析性的干预也是一样。所有对病人非自主化的治疗影响最终必须提到意识层面，得到彻底的分析。不过，重要的是认识到非分析性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对每次分析都是必要的。建议和控制在精神分析圈内一度声名狼藉，因为它们曾经被滥用。它们不能代替分析，它们为分析做准备，是辅助的程序。单独的解释，“单纯的”分析，是非治疗性的程序，是一种调查工具。尽管本节的中心议题是移情现象的分析，临床案例会说明并澄清分析性与非分析性技术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些技术的恰当融合形成了精神分析的艺术。还有其他的几个因素使移情的分析变得如此复杂，如此重要。首先，移情现象存在两种对立的属性。另一方面，移情本身可以变成分析工作最大的阻抗来源。那么，病理性的防御本身也会转化为移情，我们就同时拥有移情产物与移情阻抗的结合体。曾经提出的技术问题之一是判断当前的移情何时延长分析的过程，何时成为一种对抗力量；这每一种情景要求采取不同的干预。病人过早中断精神分析治疗最常见的原因是对移情情景的不恰当的处理，这是我的临床经验，我相信也是其他分析师的经验（弗洛伊德，a）。还有进一步的问题：要产生素材，病人需要形成一种移情神经症。要对这个素材进行分析，要彻底了解它，病人也必须形成一种工作联盟。这两种形成是彼此对立的。我们怎样取得这两种成功？（见3.5节）紧接着这个讨论就是，分析移情现象的技术必须北京治疗白癜风多少费用白癜风早期有什么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