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太极》中国太极微刊
一、戚家刀的由来
1、明倭寇作乱的背景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年）、至元十八年（年）两次远征日本，被大海里的飓风击败。同时期的日本国内开始进入“战国时代”，这种残酷争夺的恶劣环境使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有俗语：“杀人、窃财、强盗为武士习性。”（井上清著《日本历史》）。
成化三年(日本应仁元年，公元年)，日本进入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大名连年征战，互相兼并。战争中的溃兵败将和一些失业浪人逃往海上，加入到倭寇的行列中来。而且，倭寇以各大武士为核心，形成了许多较大的武装集团，受各大名武士的统辖。明世宗嘉靖以后，倭寇猖獗到了极点。劫掠范围扩大到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倭寇还与明朝的海盗如汪直、徐海等结合成巨大的武装集团。在明朝历次剿灭倭寇的战争记录里，清清楚楚的写着：剿灭真倭XX人，剿灭从贼XX……这里的真倭就是指出自日本的倭寇，从贼指的就是汪直、徐海等海盗集团。
2、戚继光平乱
戚继光字元敬，祖籍河南卫辉，后迁定远(今属安徽)，再迁山东登州(今蓬莱)。出身将门，在龙山(今属宁波)、缙云、桐岭与倭寇三战三捷。实战中，察知明军作战能力较低，难以抗倭，多次上书请求训练新军。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名(一说名)，按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编组训练。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与谭纶、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十余年，基本荡平东南沿海倭患。
3、兵器的改革
根究清《续文献通考》卷《兵器》中纪录的明代兵器资料："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正月置军器局,专典应用军器."《会典》曰:"……刀之属有摩挲刀、腰刀、滚刀、倭滚刀、米昔刀、黄莲刀、开脑大刀、大样摩挲刀、马刀"。明军中的刀式样繁多，除了承袭宋制之外，其中有部分是引进和仿制倭刀。
自宋以后日本刀的锻造水平已经超过中国刀，从一些文献中能够得以证明，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的描述：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
日本刀通过“朝贡进献”“勘合贸易”“走私”三个主要渠道进入中国。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刀刃轻薄，锐利无比，双手挥动起来十分称手。从刀形上观察，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唐大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戚继光发现明军在和倭寇的交战中，兵器在质量上逊于倭刀，士兵在作战中对倭寇的战法不熟悉，倭寇用刀擅长跳跃，加之倭寇的日本刀锋利，明军的军器以及人员大量损失，戚继光开始研究并且学习日本刀来改良中国刀，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
《继效新书》中记载的腰刀造法“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平铲平削至刃，刀刃平磨，无肩乃利，由妙在尖，近时匠役将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侧锉横出,芒两下有肩,砍下不深,刃芒一秃,即为顽铁，此当辩之，刀要与手相轻，柄要短，形要弯...”。由此开始，中国明朝的军队开始学习并且改良中国刀，以致明中期以后日刀式样的中国刀开始大量装备，后世称呼这样的中国刀为：“戚家刀”。
那么真实的戚家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明《会典》中那一种刀？是中国式样的滚刀？还是倭滚刀？是腰刀？让我们用现在还能保存下来的这些明刀来还原一下“戚家刀”的本来面目。
二、戚家刀的概念和形制特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保存下来的明式样的刀，刀身呈弧线，细窄，外形姿态很接近日本刀，刀身分成镐造和平造刀。这里先说一个概念，镐造是指刀身侧面有一条隆起的线，平造是刀刃是没有这条镐线。
图：镐造的刀截面
1、概念：
在明朝倭寇作乱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戚家刀一改往日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刀刃的制作方式和形制，开始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刀刃弧度加大，刀刃的宽度缩小，刀尖不是尖锐的形制，而是带有一个小小的弧度，极其类似早期的汉环手铁刀，刀刃中间起一条镐线，刀背也有一条栋线，整体姿态很接近日本刀，同时刀尖又和日本刀有所不同，日本刀的刀尖更加尖锐和锋利，称为切先。而明式戚家刀则在刀尖保留和刀身基本相同的厚度，刀背有采用削栋（刀背两个侧面去薄）,减轻刀刃整体重量但是不减少刀刃的强度，这样的功效主要还是因为战斗技法的不同，日刀更加注重刺击，而中国刀注重砍削。
戚继光所说的：“刀刃平磨，无肩乃利，由妙在尖”指的就是刀刃的打磨方式，刀刃的开锋使用“V”形开锋，锋刃平磨，这样刀具备更加强大的切割力，这样的刀刀姿态接近日本刀，但是刀尖又脱颖而出，脱离了日本刀的范畴，更加合理的设计是戚家刀强于倭刀的地方。
从文献上看来，明刀中有“滚刀”和“倭滚刀”、“大样摩挲刀”，这三种刀都带有比较强烈的日本风格，从字面意思看来，都是“滚刀”，但是一个是明确是“倭滚刀”，那么这个“倭”说明是“倭滚刀”是仿制或者说外形极其接近日本刀的明刀，刀姿接近日本刀，手柄也是类似倭刀的直柄刀。从现在保存的实物来看，很多称呼为“戚家刀”的刀都有镐线，其实那是更加接近“倭滚刀”的刀。那么“滚刀”又是什么刀？从现有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来看，“滚刀”是一种接近日本刀，但是又有不同的刀，“戚家刀”和“滚刀”会不会是一种刀？戚继光强调“柄要短，形要弯...”这点又反映出真正的戚家刀是采用下弯手柄的，而刀身姿态是学习了倭刀，从现有的文字资料上无法确认两种滚刀的区别，有理由相信真正的戚家刀是中式的“滚刀”或者是结合中国式样的一种腰刀。
由于典籍纪录的不是十分详细，加之后人追崇戚继光的伟大功绩，把这样有日本刀风格的刀统称为“戚家刀”。（本文为了阐述方便，文中不过于强调“滚刀”“倭滚刀”“戚家刀”之间的关系，统称为“戚家刀”）
2、手柄造型；
戚家刀刀装主要材质有两种，一种是铁装，一种是铜装，手柄装具的造型由可以分成“方形”、“四瓣瓜型”、“柄头下弯茄形”等常见的3种。下面先分别说一下他们的特点：
（1）方形：这样的装具最多见，刀把手上的零件主要有小折沿椭圆刀挡，刀挡正面呈椭圆，向刀刃的部分有一个窄小直立的沿口，沿口有的垂直，有的稍微外飘一些，刀柄上的两个零件中，虎口部分称之为缘口，横截面呈长方形，侧面呈一个梯形；刀尾零件是类似扇面的长方体，称之为刀首。刀茎靠近尾部有一个圆孔，这个圆孔是穿手绳的，手绳的作用一个是装饰的美观，另外的一个功效就是把绳子缠绕在手上，刀在实际使用中不容易脱手，这样刀茎多为方扁茎。手柄的木头一般是软木，做成长方形，中间掏空让刀茎穿过木柄，刀茎的尾部加一个垫片铆在刀手尾部。
（2）四瓣瓜型：还有一种挡子比较多见，就是俗称木瓜挡，挡子的正面呈四瓣瓜型，这样挡子也分立沿和平挡两类。立沿的高度都很低，只有5－8毫米，显得小巧精致，这样的装具年份一般在明晚期。平挡手有的是纯平，中间厚度大一点，边缘薄一点，一般都是铁装。有的平挡在外边缘有一圈滚边，工艺复杂的滚边会做雕刻工法，这类挡手年份较早，这样的挡手下面的缘口一般都是椭圆形状，刀首横截面也为椭圆，这样把手也有手绳空，这样刀茎多为方扁茎。
（3）柄头下弯茄形：这样的构造比较特殊，刀首是一个弧形的铁片做铆定的垫片，弧形铁片包裹手柄的后半部分，整体刀柄像一个云头下卷，云头中间有手绳孔，刀柄在缘口收窄，缘口多是椭圆造型。刀挡子多是四瓣瓜型挡手，多为铁装，这样刀茎多为收窄的鼠尾茎，手绳空开在木头手柄，不穿过铁茎。铁装的零件上一般都错银，纹饰有很多种，有错银龙、米字格、万字格、海水江崖等等。铜装多有镏金，有些铜装还做高浮雕的式样。
3、刀刃刀刃锻造在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段时期的中国刀，不仅保持传统的中国锻造技法，同样也开始学习更加复杂的西亚、和日本锻造方法。这个时期的锻造是技术的大融合时代。
戚家刀锻造总体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花纹效果明显的类型，一种是锻造细密无花纹类型，两种都是采用刀刃夹钢的方式来处理刃口，刀刃长度从－毫米不等。花纹明显的锻造戚家刀多是山西、河北两地，花纹形式多有“流水”、“旋焊”这样的纹路，锻造技术多来自西亚。另外一种花纹不明显，但细密纹理不规则，这样的刀体钢质青白。这样两大类都是符合戚继光提出的“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要求，用百炼钢做刀身，纯钢做刀刃，做到整体刚柔并济。从现有的保存的戚家刀来看，几乎没有采用日本锻造方式的，日本锻造最大的特点使用软铁做刀芯，外包刃钢，锻造方法复杂，性能很好，但是成本过高。不适合大规模作战使用，所以中国一直使用刃口夹钢的方式来简单处理刚柔兼顾的目标。
戚家刀学习了日本刀的姿态，整体一改往日风格，刀姿从手柄上一尺开始成弧线，我们称之为反，有些戚家刀比较直，反比较小，有些反比较大，应该是不同区域的匠人在制作过程中把握尺度不同有关。刀刃靠近挡手部分较宽，一般有28－35毫米，在反开始的地方开始整体收窄，到了刀尖有的只有20－25毫米，刀体姿态流畅，戚家刀的反和倭刀的反不同，戚家刀的的弧线完全是一个大的圆弧上截取的一段，这样的刀姿在砍和削的过程中会发挥最大的杀伤功效，日本刀靠刀尖一段比较直，是因为日本刀技法中需要刺击的需要。戚家刀有平造也有镐造，戚家刀中平造的类型不是是一点镐线都没有，是指的镐线比较平，但是略有表现，应该明军学习日刀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特点做出的调整，明军不用像倭寇那样注重刀体的研磨，更加注重整体的功效和制造成本，这样类型的明刀整体强度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战场的格斗，为此戚继光、俞大猷专门编著此种刀的刀法。戚家刀后期也有在刀体开血槽，这样的刀型在清朝早期也有沿用，中期以后基本绝迹。
三、对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登州戚继光佩刀”的怀疑，形制、和文字的怀疑。
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了一只刀，上面铭文雕刻“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历史博物馆认为是戚继光佩刀。实际从那个刀的整体来看，是典型的清早期佩刀，装具的特点也是具有满清早期的特点，比较大的方形铁装，刀刃是典型的清制式佩刀上下各一个血槽。明式佩刀主要以宋手刀形制的“工部制造”腰刀、滚刀、倭滚刀为主，甚至有埃及风格的“米昔刀”，但是从大量的民间藏品中，可以发现清佩刀的造型就是历史博物馆的“登州戚氏”的造型，历博“登州刀”上的铭文工法薄弱，字体毫无力度，应该是后人所为。故判断此刀绝非明代刀，更谈不上是戚继光本人的配刀。
四、对戚家刀真伪收藏的辨析：
冷兵器的收藏在收藏界还属于一个冷门，但是已经逐年在升温，藏友越来越多，市场有需求，造假就会应允而生。分辨仿制的戚家刀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刀条的工艺，古人锻造刀剑是上阵性命相搏之物，故刀刃锻造是极其讲究的，刀条姿态要顺，不呆板僵硬，弧度过渡流畅，刀尖收窄自然，历经几百年风雨的刀条必然是有一种自然的分化和磨损，真正的好刀的皮壳是看起来发黑，但是用强光照射会反射出酱红色的锈色。新近也出现一些这样的刀，刀刃偏长，用酸土埋数月，用化学药水做出黑色的皮壳，锈蚀是极均匀的一种沙坑麻点一样的锈，这样的仿品要特别注意。
2、防品装具能做出小折沿挡的比较少，铁装更少，多是铜装，铜色比较生，有化学做旧的色彩，没有老铜那种火气全无的沉稳感，铜装雕刻的刀法不够洗练，交代含糊。
3、古刀的姿态深神韵是现代匠人无法了解的，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匠气和生硬的地方，多看藏友之间的实物，就能深刻的了解古刀和伪品的区别。
戚继光与明代腰刀的发展武术时空
倭式腰刀与倭刀（大部分从略）
倭式腰刀虽与倭刀关联深刻，但亦有相当区别，从锻造结构看，多为身软刃硬的嵌钢结构，异于倭刀外硬内软之包钢结构；从热处理和淬火看，利用了铁无法淬火的原理，整体加热，不需似倭刀之敷土淬刃，工艺节俭，但效果相同；从柄茎的结合方式看，采用的是传统的尾铆固定法而非目钉固定法；从佩戴方法看，采用的是双箍环悬挂法而非腰带协插法。从外装看，是传统的中国刀装饰而非日本刀装饰。
以上三种刀形，真是生动地反映了明代腰刀的发展过程，首先，明承宋制，其兵器一定会最先继承正统中原文化的宋朝的形制，同时接收部分幸存于战火之宋刀。其次，元代统治中原八十余年，蒙古的冷兵器，尤其是其马上弯刀，有相当的先进性及合理性，吸收其长处并对其形状外装稍加改变亦适用明军使用是一件极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另外，元朝虽被推翻，但中亚帖木儿王朝（—年）仍是西域大国，明朝与之交往频繁并长期保持贡赐贸易往来。明朝初期，帖木儿多次遣使臣来朝，贡品中不乏优质的镔铁、腰刀、宝剑、盔甲等物。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万户尼咎卜丁等来朝进贡了马84匹、驼6只、绒6匹、青梭幅9匹、红绿撒哈剌2匹、镔铁、刀、剑、盔甲等物。而《明英宗实录》则记载了在景泰四年十二月丙戌，西番黑楼等地面三十一处男妇共一百一人来朝贡品中除大量的驼、马、骡、驴、玉石外，还有镔铁和四把腰刀。《明会典》所列“红鲨鱼皮靶黑斜皮鞘錽金芝麻花十字隔手事件腰刀”极有可能是对元代蒙古弯刀的改制。而明仿制倭刀更是贯穿整个朝代，据清修《续文献通考》卷《兵器》载，洪武十三年（）设置“军器局”，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明会典》亦有“红鲨鱼皮靶黑斜皮鞘錽银事件倭腰刀”的名目，应为仿造倭刀。
戚继光与明代腰刀的发展
明嘉靖后，腰刀制造数量巨大，普遍配明军，并在东南沿海平卧和北方抗击蒙古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同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戚继光将军的努力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戚继光，生于公元年，卒于公元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将门之后，幼有大志。嘉靖二十三年(公元年)，年仅十七岁即袭祖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公元年）升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御倭。嘉靖三十四年（公元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事，升宁绍台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在任期间，由于明军将帅腐败无能、兵士胆小怯战、武器粗劣落后、军纪松散废弛，其战斗力极弱，与倭寇接战，虽人多势众，但竟败多甚少，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堪一击。目睹这种情况，戚继光数次奏请组建新军，并终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召募金华等地农民、矿工三千余新兵，严加训练，史称为浙兵、南兵或义乌军，民间一般称其为“戚家军”。这支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的新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嘉靖四十年（公元年）在台州战斗中九战皆捷，俘获倭寇一千余。此后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次年奉命入闽，于横屿大破倭巢，斩首二千六百级，又乘胜连克倭寇六十营，斩首一千有余，援闽又获全胜，戚继光升任都督佥事。嘉靖四十二年(年)四月再度援闽，于平海卫大败倭寇，斩级二千二百余，救回被倭寇劫掠的百姓余人，升任总兵。嘉靖四十四年(年)，赴粤，助俞大猷剿平了广东的倭寇，此后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自嘉靖二十二年始，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共十二年，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
隆庆元年(年)被张居正调往北京，镇守蓟州，建立车兵、骑兵、步兵联合兵种，沿长城部防，隆庆二年（）戚继光到蓟镇不久，于青山口破东部蒙古董狐狸率朵颜部与土蛮联军。万历元年（），三次击退董狐狸之进犯。万历三年（）再次大破朵颜部，并出塞一百五十里，活捉董狐狸之弟长秃，迫使董狐狸、长昂率所部酋长及亲族三百人叩关请降，归还掠夺的人口，并“攒刀设誓”，永不犯边。《明史》上称“戚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戚继光晋升为左都督。万历七年（）十月，戚继光进援辽东，击退蒙古鞑靼部首领小王子所部伯彦、苏把亥、银灯等五万多军队，战功辉煌，被加封为少保，得到明代武官的最高荣誉。戚继刚镇守北房期间，著有《练兵实纪》(连杂纪)。
万历十年(年)受排挤，调职广东，万历十二年完成重校之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万历十三年请病归，卒於故里。戚继光在明代就被称为文武兼资的“儒将”，博览群书，著述颇丰，其《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被列为我国古代十大兵书之中，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著有诗文集《止止堂集》等。
腰刀狼筅对倭刀，鸳鸯阵破蝴蝶阵
早在元朝，倭寇已具雏形，明初，国盛兵强，海防严密，倭寇难以入侵。明正统后，经济发达，沿海地区更是物产丰盛，人民富足，但政治开始腐败，海防趋于松弛。与此同时，隔海相望的日本刚进入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大名相互兼并，战事不断，失势一方之武士、浪人逃往海上，汇合流民与不法商人，形成了诸多较大的倭寇集团。他们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富庶充足的物质垂涎三尺，开始以武力进行海上走私并公然侵入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嘉靖以后，倭寇劫掠范围扩大到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其连年大举入侵，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
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调任浙江宁绍台参将时，东南沿海的倭寇猖獗到了极点，而当地上至将帅下到军民因失败和杀戮而陷入惶恐悲观情绪之中。据《简明中国古代史》记载，是年倭寇流劫数省，攻掠徽州、芜湖、南京，所至掘坟墓，掳妇女，杀掠甚惨。有一股倭寇不过七十二人，自浙江严州、衢州，过江西饶州，历徽州等地，而至南京。南京明军与之接战，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大小官员皆登城守门，全城百姓也被点上城，虽然倭寇已退走，犹不敢解严。明朝官吏和官军的腐败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与明军相反，倭寇虽然多为战败之武士和浪人，但在日本国内大多作过职业军人，饱经战事，凶狠残忍，无论集体和单兵作战力均远胜明军。倭寇在前期与明军的战斗中，一直以少敌众，并不断地击败人多势众的中国官军。除前面所述各项因素外，倭寇得胜的三大重要原因还在于战术适宜、刀兵凶悍和刀法高强。
首先，日本由于山地多、人口少，大规模的合战很少，倭寇更精于小股近身作战。而浙、闽、粤沿海地势多山丘林泽，道路崎岖，明军大部队兵力不易展开，其惯用的骑、步兵大规模集团作战的方式根本无法奏效。
其次，倭寇近战惯用倭刀，又称长刀，刀长五尺，刀刃多采用包钢法精心锻造而成，非常坚硬锋利。刀柄加长，均可以双手持握，大力劈斩之下其破击力极强。而当时明军队主要配备单手腰刀和各类长杆兵器，与倭寇短兵相接时，腰刀长仅三尺，在长度和重量上几乎都与倭刀相差一倍，加之单手使用，很难抵挡势大力沉的双手倭刀。明军的长杆兵器虽长，但在阵形被扯散，各自为战时，则回转不灵，加之木杆过长，极易为倭刀所断。戚继光称倭刀为长刀，其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解之：“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
再次，日本刀法极使用于步战，倭寇善使长刀，双臂有力，经过长期训练和内战，多数刀法高强，不仅有大开大合的凶悍劈杀，还有轻捷灵活的身法，在与大多数未经战阵、不谙搏杀的明军对战中，可谓占尽先机。对此，茅元仪在当时的评价是：“长刀，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
基于以上各项优势，倭寇初犯中国时，几乎每战必胜。倭寇虽多以小股部队分散作战，但极重视彼此之间的配合并惯用“蝴蝶阵”。郑若曾在嘉靖年间编写的关于海防筹略的著作《筹海图编》卷二云：“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这种阵法隐蔽性强，进攻突然，手法诡异，明军用正规的作战法很难抵挡。
对于倭寇战法和倭刀这些优势，戚继光首先承认其先进性，然后认真研究以求破解之术。首先，他组成了戚家军进行严格训练，然后他又分析了倭寇的刀法和战法，针对倭寇喜分散作战，人少而刀长的特点，首创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小规模集体作战的阵法“鸳鸯阵”，以此短距离肉搏中有效地对抗和消灭倭寇。
鸳鸯阵
以十一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及牌手，左方为小型的圆形藤牌，右方为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牌手均配三尺腰刀，藤牌手另配标枪二支。后二人为狼筅手，狼筅是选南方老而坚实的毛竹，削尖后保留留四周尖锐的枝桠杈，通长一丈三尺二寸五分。接着是四名长枪手，左右各二，枪长一丈二尺五寸。最后两名持短兵，持叉耙等，均为三股。由于士兵的人数和武器的配置左右对称，故名鸳鸯阵。
右边长牌手无甚花发，只须胆大力足，赖以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并保护其后兵前进。左边藤牌手则需要年少便捷，身体灵活，胆大心细，临敌时，既以藤牌为众人之藩蔽，又能在牌后先掷出标枪，诱敌出手抵御后乘隙径进，取出横在牌里的腰刀砍杀倭寇。狼筅似非利器而且形体重滞，但却是鸳鸯阵中的藩篱，既可在长距离外使敌人无法接近，如使用得当，还可以控制住敌人的身型，由藤牌手和后面的两个长枪手在不同距离砍刺敌人。最后两个手持叉钯的短兵手士兵则负责本队的后方和侧翼的警戒，在敌人侥幸近身，我方长枪以老回旋不及的情况下保护前面的伙伴，并在短距离击杀敌人。
鸳鸯阵通过刀与牌、长与短的配合，不仅充分发挥了不同兵器的效能，而且把防守和进攻融为一体，可谓远近皆宜，攻防均可。无论倭寇在何种距离，阵内阵外，都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种专业分工、集体配合、协同作战而形成的优势和战斗力，远非倭寇分散作战或以一人之刀法所可以以匹敌的。戚继光用此阵作战后，倭寇得优势完全被瓦解，此后战局急转直下，戚家军当常战常胜，倭寇每战皆北，伤亡惨重。事实上，鸳鸯阵不仅仅能以众克寡，还可以以少胜多，以嘉靖四十年（公元年）五月初五之白水洋大捷为例，当时倭寇以一字阵冲来，戚继光兵分为一头两翼一尾阵，并以鸳鸯阵冲锋拥杀。此役大败倭寇，不算焚死者，共斩敌首三百四十四颗，生擒者若干，而戚家军亡者仅三人。当时明军仅一千五百人，而一鼓歼二千余倭寇于呼息间，全师奏凯，实为奇迹。
鸳鸯阵阵式灵活，变化多端，可以视不同地势和情形改变。可中分二伍，左右盾牌手分别跟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分别纵向御敌；每伍还可再变小三才阵，横向一字排列，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前后也可分成两排，鸳鸯阵变三才阵，长枪、双牌、腰刀、狼筅在前进攻，叉钯在后防守。
据史料记载，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共12年，戚家军大量配备了腰刀、藤牌和狼筅等武器。由于武器配备合理，士兵训练有素，鸳鸯阵法行之有效，在他经历的大小近百次战斗，均获得胜利。
腰刀与戚家刀
腰刀最早在明太祖洪武年已经出现，并非戚继光的发明，倭腰刀的输入和仿倭腰刀的制造也远远早于嘉靖后期。但以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戚氏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时所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中，就已视腰刀为军队必备兵器，并强调腰刀必须与藤牌和标枪相配合。书中还收录了里面详细记述了腰刀与藤牌配合作战的技法，并绘有图式，如“开扎衣势”、“跃步势”、“斜行势”、“埋伏势”等等。在鸳鸯阵中处于最前列的“藤牌兵”使用这些技法，配合其他兵士和武器，以腰刀斩杀了大量的倭寇。下图选自美国西雅图大学清代刻本《纪效新书》，以保持原图原状
其后戚继光调任蓟州，镇守北方，抗击蒙古，万历年间著《练兵实纪》，里面最早记载腰刀制“长三尺重一斤十两”，并附有插图，同时在腰刀解中并详叙其造法曰：“腰刀造法，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用平铲平削，至刃平磨，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时匠役将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侧锉，将刃横出其芒，两下有肩，砍不入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此当辨之。”在杂集卷五“军器解”中他认为腰刀“马上惟利轻捷锋芒”，是主要的马上器械，而其它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虽可作为个别胆大艺精者独马杀阵的利器，但由于笨重不便，“不可以教对兵，不可堂堂当大敌。”在车步骑营镇解中，他编制的每马军一中营，官兵共计二千九百九十八名，腰刀把，双手长刀把，镗耙四百三十二把，枪棍四百三十二根，弓张，每步军一营二千六百九十九名，装备长刀把，腰刀把，藤牌面，狼筅二百一十六根，长枪杆，弓二百一十六张。对比可以看出，在北方平原作战，腰刀是最主要的骑兵武器，其配备之数量比例是步兵的五倍。
戚氏晚年调任广东，重新修订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其中删改较大，但对于腰刀和藤牌的章节却有增无减，称藤牌与腰刀配合，“此器出入阵中行伍之内，进退便利，且卫且杀，南北通用之利物也。”对于腰刀的形制作了少许调整，“长三尺二寸，重一斤十两，柄长三寸。”同时说明“刀要与手相轻，柄要短，形要弯。”再次附有插图并强调“无牌刀短，不可入阵，唯马上可用之”。小结：慎言“戚家刀”
戚氏在《纪效新书》中曾经提到长刀自倭寇传入，但与《练兵实记》及后来的《武备志》中均无腰刀设计受倭刀影响的记载。腰刀书示狭身而曲刃，但从形制看来，更接近前文所叙之元式柳叶腰刀。戚继光本人的其他著作和明代史籍中均未发现有“戚家刀”的字眼或其为仿倭腰刀之说法。目前仅在清王懿荣诗中有“今朝喜得戚家刀”一句而已。根据戚氏自述，腰刀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这与倭刀之起脊镐造刀身和带切先之刀尖大相径庭；其次，腰刀是单手使用，不属双手刀之列；再次，腰刀后期成为明代骑兵主要武器，但明代倭刀并不适合马战，而是以步战为主。所以在此小心推测，“戚氏仿倭制腰刀以对拼倭长刀腰刀”之类的说法应为后人猜臆之词，虽然鸳鸯阵改变了明军对付倭长刀时“短器难接，长器不捷”的局面，但其原因是长短兵器协同作战制约了倭长刀技术和能力的发挥，而并非戚家军的腰刀采用了后人盛传的学习倭刀“包钢制法”的结果。目前流行的另一种说法是或戚继光把仿倭腰刀改成“刀柄下弯”以利单手持握，但事实上，早在抗倭之前元式腰刀，无论雁翎还是柳叶，其刀柄已经是下弯的，而在戚氏二著作和茅元仪书中插图的腰刀，其刀柄多数是上曲的。当然，难以否认，在明晚期的很多腰刀上可以看到倭刀的影响，这毕竟是明刀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之一，但客观分析，这种影响或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始于明初甚至可能更早，在明晚期达到顶峰。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凭借个人的喜好或希冀把它归结为戚继光的功劳或业绩。至于戚家刀一词，如果真的在当时存在，笔者仅仅把它看成对戚家军用刀的称呼，其形制与当时其他明军的腰刀并无太大区别，并非专指仿倭腰刀。同时这个词更接近去描述戚家军配合藤牌所用的刀法。
从戚继光对腰刀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方法和配备情况可以看到，刀和其他兵器都必须随着战争的需要发生演变。当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其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兵器的高低，同样没有任何兵器可以做到一器通用或无懈可击。刀也如此，不同的刀均有特殊的用途，单手腰刀直接对拼双手倭刀自然是输多胜少，而在以毛竹削制的狼筅配合下和藤牌的保护下却能同样可以斩杀倭寇，履立功勋。这所有一切，戚继光将军功不可没，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国刀的使用和在战争中的地位达到了唐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戚武毅公宝刀歌谢莱阳徐明府桂宝同年
清王懿荣昔年曾刻《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刀轻如纸光如水，两行款识秋芒豪。上镌万历十年字，是时公居蓟镇地。登州戚氏岳家军，铸刀初成姓为记。忆昔浙闽与三边，公所到处皆凌烟。虏酒朔风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几经流传济南驿，徐侯得之若拱壁。银函未改明时装，鹈血染苔花碧。我今持节过莱阳，下马直上徐侯堂。徐侯宝刀举相赠，知余团练兼御防。千金挂树生不疑，楚弓楚得千古奇。即今防边无二义，关东诸将何离披。北洋舟师更无论，一掷二千六百万。遂令穷岛逞天骄，海夹虾夷任滋蔓。朝廷命我治乡兵，徐侯与我同岁生。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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