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感物道情”与“交感”说

——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之一

内容提要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就逻辑地走向“兴”。因此，本文作者认为，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或“感”字。本文将着重考察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与“交感说”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理论深化。

关键词

朱熹，感物道情，交感说，感物，物感，诗经诠释学美学

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交感说”。“交感”一词是朱熹在诠释《周易·咸卦》时提出的。“感”或“交感”在《周易》中最基本的应用就是强调“男女相感”“阴阳相感而生万物”的思想。由此而形成的“交感论”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最富特色的理论之一，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考察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是如何继承和发扬“交感说”或者“感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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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感物道情”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是对传统“交感说”的继承和发扬。不过将“感物”与“道情”辩证地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审美活动结构，其功劳则在于朱熹。这一思想恰恰产生于朱熹对《诗经》研究之中。“感物道情”既是朱熹对传统美学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对传统美学的丰富与发展，这与其整个学术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首先看看朱熹对传统“感物”思想之传承。

关于“交感”思想的最早源头，就文字资料而言是《周易》，就现考古发现的相关实物而言，有“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之类的“青铜器”等。

《周易》中的“交感”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是较为丰富的。《周易·咸卦》中特别论述了“交感”理论所具有的人本特性。这就是说《周易》在解说“咸卦”时，是以“人”的特性为基点的，而人的特性又集中在“男女”“夫妇”这一基本“自然关系”方面。“咸”作为“明人事”之首卦，是有其特殊意蕴的，我认为最基本的意蕴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最为基本的事实——“男女”“夫妇”之强调。因此，《周易》：“咸：亨，利贞，取（又作“娶”）女吉。”按照《周易》体系，以“乾”为首的前三十卦称为“上经”，而以“咸”为首的后三十四卦为“下经”。而“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还认为两经具有“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妇实人伦之原”之意义。这都说明《下经》以“夫妇”为核心来“明人事”的。而“咸”卦又是“明人伦之始”，尤为特殊。所以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指出：“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①]正是由“男女”之基本事实扩展为“阴阳二气”“刚柔相济”等化生万物之活动。关于“阴阳”观念的最早起源，实际上来自于对“男女”之体认。如陈望衡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史》就阐述说：“阴阳关系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意义是男女（夫妻）的关系。”[②]

《周易》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如，“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③]无论是“男女之感”还是“阴阳交感”“天地相感”，都还只是从自然宇宙方面说“交感”的，而“圣人感人心”就开始出现“交感”理论伦理化的意味，于是就有了“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万物”的人格化、人性化和道德化，从而也有走向“审美化”的可能。其关键就在于“感”与“情”，而“感”与“情”似乎也是相互生成的内在关系。有“情”的渲染和冲动，必然伴随着“感”的出现；同样有“感”必然就有“情”活跃其间。由此而言，上述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就可理解为，有“情”的“天地”才会“感”，获得“感”的万物就有转化为新的“情”，这就是新的生命。充满人间之“情”的圣人更是能够完成“感”的使命。因此，从“交感”就可见出中国文化对“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