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扫六合后，淮地将相辈出。淮地武人建立的王朝有下相(今江苏宿迁)项羽建立的西楚(公元前－公元前)，沛丰邑(今江苏丰县)刘邦缔造的西汉(公元前－公元8)，沛国(今安徽亳州)曹操奠基的曹魏(－)，彭城(今江苏徐州)刘裕肇建的宋(－)，庐州(今安徽长丰)杨行密建立的南吴(－)，砀山朱温创建的后梁(－)，陈州项城(今河南项城)王建设立的前蜀(－)，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王审知开创的闽国(－)，彭城刘陟(后名刘?)肇建的南汉(－)，徐州李昪建立的南唐(－)、凤阳朱元璋建鼎的明(－)等11个王朝。
另外，三国吴的建立者孙权出生在下邳，南朝齐(－)、梁(－)的建立者分别是沛人萧何的后人萧道成和萧衍。前述被正史所承认的帝王仅冰山之一角，其他尚有淮南仲氏皇帝汝南人袁术、桓楚皇帝谯国人桓玄、楚皇帝亳州人朱粲、吴国皇帝东海丞人李子通、大齐皇帝上蔡人秦宗权、大周诚王大丰人张士诚、大周高皇帝祖籍高邮的吴三桂、洪宪皇帝项城袁世凯等未被正史承认者。
引发王朝更替的首义或反叛，事发地多在淮地，包括秦末阳城(汝南商水)人陈胜、阳夏(今淮阳)吴广揭竿于皖北大泽乡，天凤年间琅琊人樊崇率赤眉军起兵于莒，唐末彭城人庞勋构兵于徐州、泗人黄巢兴兵于曹州，以及元末颍州人刘福通、定远人郭子兴举帜于颍上和濠州。而关陇人建立的秦、唐，蒙、满建立的元、清，分别为项羽、朱温、朱元璋、袁世凯等淮地武人所颠覆。可以说，淮地武人不逊色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和地区的政治势力。
东汉名将、后任尚书令的虞诩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概述了中国不同地域人物的文武差异。但此语也过于宽泛。毕竟，富饶承平的王畿、甸服容易出相，而兵戈纷扰的四战之地则显然更易出将。明代学者顾祖禹写道:“自秦以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间者，往往为天下雄。”指出了淮地人物与皇朝开业者之间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以来，魏特夫强调环境和历史对人类活动、社会共同体塑造的作用，进而影响中国皇权专制的特征。陈寅恪认为，西魏宇文泰融冶关陇胡汉民族，形成关陇集团;隋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开启了近代学术意义上对区域集团与中国政治关系研究的先声。
内藤湖南注意到了战国时下层武人、游侠的活动空间。增渊龙夫指出，刘邦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与各地豪侠势力的军事化完全一致。裴宜理尽管专注中国近代史，但注意到淮北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首次群众起义及其后来发生无数次反叛的地方”。王亚南分析了开国君主与武人功臣之间的权力分配。宫﨑市定对“武勋贵族”与专制君主之间的矛盾作了剖析。滨口重国对西汉至北朝时的兵制研究甚详，考证了军队服役者的身份。西嶋定生考察了秦、楚、汉代的军功授爵制度。万绳楠注意到曹操政权中汝颍和谯沛两大集团的作用。佐竹靖彥从武人集团的角度对王建、朱温政权作了阐述。这些成果奠立了对武人集团研究的学术基础。
克雷西研究了科举在中国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何炳棣强调教育和财富在社会地位中的决定性影响。这些研究可作为武人功业的参照。刘泽华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秦始皇以吏为师的继续和发展，以实行思想统一和专制。冯天瑜对专制政体与封建制进行了辨析。上述学者的研究均有助于从正面和侧面来理解武人政权的性质。
一、淮泗武人与皇朝兴替
古代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域为四战之地，民众习兵练武以为常。《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此载契合徐国等地的风尚。春秋时代，淮泗人物已活跃在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舞台，齐桓公时拜相的颍上人管仲、秦穆公的右相铚(今宿州)人蹇叔、楚庄王的令尹期思(今淮滨县)人孙叔敖和养邑(今临泉)箭手养由基、助吴王阖闾的丰邑刺客专诸、襄吴王夫差的乾谿(今利辛)人伍子胥、辅勾践的徐人范蠡等，他们均有习武或从军的经历，这还不包括淮滨的诸侯国。另外，齐桓公时，陈国公子完奔齐，其后人田穰苴在景公时任大司马，田氏最终代齐自立。
春秋末，淮北东部琅琊(淮沭地区)为越国都城;战国时，淮北中部彭城(泗水中游)为宋国都城;秦统一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淮北西部(汝颍流域)为楚王畿。其时，士人、庶民常被编为预备兵员，不但越人、楚人以精通剑术著称，就是爱好和平、两次组织弥兵之会的宋人同样不乏精通剑术者。如宋人兰子，“弄七剑迭而跃之”。宋人《庄子·说剑》本意是谈论治国之道，实际涉及剑术的精髓。六艺中，不但射、御是兵伎，乐也是武舞的组成部分。
淮地士庶以能剑舞为荣。泗水之滨的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舞之。”鸿门宴上有项庄、项伯剑舞对演，垓下有虞姬以剑舞诉情。魏文帝曹丕六岁知射，八岁能骑射，并拜京师第一剑客史阿为师，“从阿学之精熟”。南朝宋时，临淮将领王敬则在高7．5丈的白虎幢前表演拍张、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仍抚髀拍张，甚为儇捷。”直到唐代，临颍公孙氏的剑器被杜甫誉为唐宫第一。
秦末，武人成为地方重要势力。以彭城为中心的楚地，特别是淮地武人如过江之鲫，虽贩缯屠狗、织薄吹箫、牢头狱吏、寄食浪子、帝王贵胄，亦精通剑术武技。
项羽学剑不成，但天生神力，“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季布，“为气任侠”;乃弟季心，“气盖关中”。《史记》具名的淮地游侠有楚田仲、符离人王孟、临淮兒长卿。
楚汉相争，主要是淮地武人之间的争斗。项羽、刘邦、龙且、钟离眜、韩信、彭越、黥布、樊哙、周勃、卢绾、灌婴、夏侯婴、周緤、刘贾等均为东西楚淮域之人，且多为民间草莽;一旦风云际会，即能出将膺帅，攻城野战，立不世之功。
刘邦肇建汉业后，极注重从民间选拔武人。《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此令直到东汉建武七年(31)才废除。西汉前期，“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对民间习武之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多以比武为题材”。常见的有钩镶对戈戟，钩镶对刀盾，徒手对刀枪等。在《乡射礼》中，“两个武士一手持剑，一手拿盾牌，作进攻与防御的武术表演。”洪楼出土的《力士图》中有7人，武士身着短衣，冠饰雉羽，“一武士怒睁圆目，举鼎过首，一武士倒背一牛，一武士力拨一树，另一武士生缚一虎。”
汉孝景三年(公元前)，吴、楚、赵等七国反叛，太尉周亚夫最忌惮的是:“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汉军北征，军中精华亦为楚地兵卒。顺便说一下，宫﨑市定所说秦统一的原因之一，是从北方游牧民族学到了优于其他诸侯的骑术，而楚国的失败是因其骑兵远逊于秦国。此论不确。汉武帝时，即使匈奴精锐骑兵数倍于楚卒，也无任何优势。汉将李陵所部“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均为步兵，以人对单于3万骑兵，“陵搏战攻之，……杀敌千人。”单于召8万骑兵与李部对战，汉军一日即斩敌数千。
“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主要是淮地武人，西汉前期，“荆楚”和淮域拥有同一个中心彭城。西汉前期的“荆楚”，作为地域范围，含义有三:
(一)以彭城为中心的东、西楚的地理范围。《汉书·地理志》指“荆”为“荆州”。《史记》所言的“楚”，包括彭城以西的西楚(沛、陈、汝南、南郡)，以及彭城以东的东楚(东海、吴、广陵)。显然，此处的“楚”包含了“荆”的地域，“荆楚”即楚地。
(二)“荆”“楚”实为一义，即战国末期楚国的地理范围。“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子楚嗣位在公元前年，此时，秦已于29年前占领荆州大半之地，楚则迁都陈地，秦人称楚国为“荆”，概非荆州之故，秦人不会以自己的国土来名敌国。《史记正义》云:“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越地属楚边鄙，先秦时未有以边鄙地名来指代国名者。子楚时秦人以楚王畿之名来指代楚国，似乎更合理。是以“荆”主要指淮地。陈胜反于淮北大泽乡，《史记》称“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
(三)“荆”指淮东，“楚”指淮西。据《汉书》:“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此处“荆地”即为淮东或淮南。《史记索隐》:“荆在淮东。”虞喜云:“总言吴，别言荆者，以山命国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阳羡界。贾封吴地而号荆王，指取此义”。刘邦封刘交为楚王，“王淮西”。楚国封地多有变，前期主要包括彭城、留、梧、傅阳、吕、武原、甾丘等7个县。因此，“荆”“楚”概为淮东、淮西之谓。淮泗与荆楚拥有同一个中心，即彭城。
东汉以后，淮地人才辈出。三国时，魏、吴人才争夺的核心是淮地人物。日本学者认为，赤壁之战是南方新豪族团结一致保卫孙吴的结果。事实上，孙吴政权前期主要依恃淮泗人才。史载:“［孙］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幷力奋击，所向无前。”镇北将军孙韶镇守吴边地数十年，“青、徐、汝、沛颇来归附”。周瑜、鲁肃、吕蒙皆淮人。
田余庆认为:“孙吴立国以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为支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形成这种局面却是较晚的事。孙氏渡江，以淮泗人物为主体。”孙吴政权的淮泗籍将军还有:安东将军徐盛，大将军、左都护诸葛瑾，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等。尽管荆州是孙吴的战略要地，但孙吴政权中一直没有荆州名将。因为，“孙吴立国的政权基础在江东和淮、泗集团，而这两个集团又能充分满足孙吴政权的人才需要。”
曹操部将中淮泗人最多，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史涣、侯彰、牛金、李典、吕虔、梁习、仓慈、徐宣、胡质、文稷、文钦、邓艾等。伍卒以近水楼台之故，更以淮泗籍为众。如《魏志》载: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曹洪“将家兵千余人，就［陈］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泗地人李乾“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万绳楠指出:“以领兵将领来说，曹操时期统兵征讨与宿卫大将，大都是谯郡人或沛国人。”
刘备初期在徐州一带活动，部卒主要为淮地人。刘备定蜀后，淮地人多任军中文职，重要者有军师将军琅琊阳都人诸葛亮，左将军长史汝南人许靖，安汉将军东海人麋竺、南郡太守东海人麋芳等。
两晋时，淮域武风仍盛。晋初颍地人庾东以相扑闻名。“武帝时，有西域健胡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庾］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庾东式武人绝非稀材，而是有着广泛的地域基础。据王隐《晋书》:“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
东晋淮地武人在军事、政治领域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晋元帝永昌二年()，王敦反叛，“北中郎刘遐及淮陵内史苏峻率淮泗之众以救朝廷”。东晋北府兵的基本骨干则是淮泗人。太元(－)初，谢玄招募劲勇，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等淮域将领以“骁猛应选”。王夫之称:“谢元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刘宋资之以兴。”
元兴二年()，刘裕定“兴复之计”的参与者有东海何无忌、刘裕弟彭城刘道规、沛郡刘毅、任城魏咏之、琅琊诸葛长民。次年刘裕以游猎为名，与何无忌等收集义徒，同谋者中还有魏咏之、魏欣之和魏顺之三兄弟、刘裕弟刘道怜、彭城刘毅及从弟刘籓、临淮刘蔚及从弟刘珪之、陈郡周道民、谯国范清等27将。
据沈约《宋书》各列传，刘裕军中知名的彭城籍北府兵将领有:刘裕从母兄刘怀肃、刘怀慎兄弟，刘怀慎庶长子和从孙刘荣祖、刘亮，刘简之、刘谦之兄弟，刘钟，刘道产、刘延孙父子，到彦之，刘粹、刘损、刘伯龙族兄弟，垣闳等。兵卒中，淮人是主体。隆安五年()，刘裕率北府兵征孙恩，拒用南方部队为前驱，直言“吴人不习战”。元嘉二十七年()，泗人李安民“率部曲自拔南归”。刘骏征讨刘劭，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即率部曲还彭城，起义以应世祖”。泰始二年()，“义军主黄回募江西楚人千余。……淮西人前奉朝请郑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义于陈郡城，有众一万。”“［黄］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
萧齐、萧梁政权中彭城籍名将有垣崇祖、垣荣祖从兄弟，曹虎、到溉、刘慧，刘盈等。北魏、北齐的彭城籍名将有刘僧利、刘元孙、郑长猷、刘骘、皮景和等。齐、梁政权对淮域武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如“淮北四州闻［齐］太祖受命，咸欲南归”;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梁承圣二年()，汝颖人荀朗“率部曲万余家济江”。同年十二月，淮北宿预人东方白额以城降梁，淮域州郡纷纷起兵响应，百姓相率归附南朝。南朝“伧楚壮士”的主要成员是淮泗武人。宋泰始二年()，各地反叛，朝廷仅保丹阳一郡，汝颍人殷孝祖率“伧楚壮士”到达建康，“人情大安”。陈寅恪指出，南朝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的集团，即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他们击败了苻坚并创建宋、齐、梁三朝霸业。
隋、唐两代，政治形态属于贵族制度，淮地武人少有重大作为。
北宋初期，将帅多出汴、洛、河北。如“义社十兄弟”(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等)中无淮地人。宋蒙对峙，淮地边将吴渊、吴潜兄弟皆重视淮地武人。吴潜经多次实战，认识到淮襄士民的战斗力最强，疏陈“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他认为江南之士，“其便弓马，一不如土人也。谙地理，二不如土人也。耐风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虏之情伪，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吴渊任宝章阁直学士兼江东转运使时，“两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余万，［吴］渊亟加慰抚而赒济之，使之什伍”。
曾任南宋淮西总领、时任兵部侍郎兼检正的吴潜，对流入建康府的两淮流民大加利用。蒙军封围滁阳，吴潜“遂分差胆勇兵将，并于时日更元团到流民内，选择精锐之士，时用小舟，夜渡过江，攻劫贼寨，屡枭到贼首，及捉到投拜户，并夺到马匹”。
嘉熙元年()对蒙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安丰(今寿县)战役中，安丰人吕文德等淮地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30年后进行的长达6年之久的襄阳保卫战，宋军统帅吕文焕即吕文德之弟。景炎元年()，扬州城保卫战中真正无丝毫降意的最高将领是濠州武人姜才。
元明嬗替，由于朱元璋为濠泗籍，明朝开国将帅绝大多数为淮泗人。《明史》为之作传的濠泗籍武人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朱文正、傅友德、冯胜、吴良、吴祯、丁德兴、耿炳文、郭兴、郭英、华云龙、张龙、胡海、张赫、张铨、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陆仲亨、费聚、郑遇春、周德兴、王弼、蓝玉、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胡大海、耿再成、赵德胜、刘成、茅成、杨国兴、孙兴祖、缪大亨，睢人韩政、萧人薛显、夏邑人梅思祖、六安人朱亮祖和叶旺、安丰曹良臣和武德、淮西人张鉴、寿州人宁正以及先人为濠人的俞通海等。
不言而喻，早期朱元璋军队的兵卒也以淮泗武人为主。如至正十三年春，“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至正十五年秋九月，“子兴部将尽归太祖矣”。临淮人张赫，“团义兵以捍乡里。……闻太祖起，帅众来附”。临淮人王志，“以乡兵从太祖于濠”。“双刀王”临淮王弼，其先定远人，“初结乡里，依三台山树栅自保。逾年，帅所部来归”。“豁鼻山有秦把头八百余人，(费)聚复招降之”。
定远人缪大亨，部属达2万人，“太祖遣其叔贞谕降之，命将所部从征”。张明鉴聚众淮西，“明鉴降，得众数万、马二千余匹”。凤阳单安仁，元末组织乡兵，“从之者数万人”，朱元璋攻占金陵后，单安仁“乃率部曲而归之”。被朱元璋誉为“天下奇男子”，屡败徐达、常遇春等名将的蒙军将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为光州固始人。
秦、东汉、唐、宋、元、清皆非淮地武人肇造，而淮地武人给这些王朝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非常巨大，甚至是这些朝代灭亡的直接原因。
秦庄襄王、始皇帝时，领秦军攻取韩、赵、魏76座城池的蒙骜为沂泗(蒙山)人，其子蒙武系灭楚重要将领，两孙蒙恬、蒙毅分别官至内史、上卿。蒙恬曾与李信率军20万伐楚，并攻下寝地，且是后来北征匈奴的主帅。而秦末为相的李斯则为楚后期的王畿上蔡人。
楚国最后半个多世纪，王畿转移到淮域汝颍地区。公元前年，楚徙都于陈县(现河南淮阳)。公元前年，楚以荀卿为兰陵令，治理沂泗地区。荀子精通兵法，更通治民之道。公元前年，楚再徙都于颍地钜阳;公元前年，楚都徙寿春。
宫﨑市定认为，楚王室接受中原文化，致使国势衰弱。事实上，尽管迁陈后楚国局于一隅，但此时除秦外，仍以楚最强。“楚、赵、魏、韩、卫合从以伐秦，楚王为从长。”李信与蒙恬会师后，“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秦被迫用王翦、蒙武率军60万攻楚。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秦王仍然信任并重用蒙氏。秦重兵压境，楚人的战斗力依然令秦军不敢对攻。“楚人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御之;王翦坚壁不与战。楚人数挑战，终不出。”
有人认为，楚军此时势力强大，乃源于昌平君在淮北反秦，此说恐难确证。但可以确定的是，秦军的优势在于整体战术部署及王翦、蒙武比较高明的战略决策;楚人的优势在于民众与军人的骁勇善战，但缺乏比较有效的统一指挥。从这看出，宫﨑市定所说的秦国的骑兵优势实不存在。
战国末，各国反秦人士多汇集于楚王畿，如赵将廉颇、韩公子张良、魏公子咎、魏名士张耳、陈馀等。陈地被秦军自西攻占后，反秦人士多向东迁。如张良从淮阳迁到下邳，项梁、项羽、项伯从项城迁到下相、下邳等地;周勃家人则从卷迁到沛，刘邦先祖从大梁迁到丰县。反秦中心从汝颍移至泗地。对此，秦廷极为清楚，所谓“东南有天子气”，“东游以厌之”之说，皆源于汝颍、泗地楚人的怨愤之气及善战之风。不久，秦即亡于此地楚人之手。
东汉创立者刘秀为淮人后裔，且将帅多为南阳人，地邻汝颍，对淮域似无故意打压态势，甚至有“汝颍优越论”的说法。但黄巾军兴后，以徐地最为强悍难弭。徐州刺史陶谦称:“然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
唐代朝廷对淮地所怀成见较深。凌烟阁24功臣中无淮人，不过，祖籍彭城的刘文静功勋远超入阁功臣。“高祖论太原首功，诏尚书令秦王、尚书左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恕二死”。后来入阁者中的功高者仅恕一死。而李渊对刘文静“素疏忌之”，刘“自以材能过裴寂远甚，又屡有军功，而寂独用故旧恩居其上，意不平”，刘被诬谋反，李纲、萧瑀、李世民均明其冤，却仍被殛死。唐宪宗时，李愬入蔡州擒吴元济，柳宗元上《奉平淮夷雅表》，仍用“淮夷”名吴，可见时人对淮域的鄙薄。
唐廷的地域偏见在后期政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唐懿宗制曰:“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以制驭乖方，频致骚扰。……或有被罪奔逃，虽朝廷频下诏书，并令一切不问，犹恐尚怀疑惧，未委招携，结聚山林。”
咸通三年()，太原人王式出任徐州刺史。时徐州银刀军被朝廷视为“骄卒”，罪名是“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王式赴任后，“即命环骄卒杀之。徐卒三千余人，是日尽诛”。由于王式采用欺诈、残忍手段殄灭徐卒，致使北地唐将在徐地信义殆尽。
同时，唐廷募徐泗人备防南诏，分人别戍桂州，初定三年轮替。但唐廷对徐泗怀有先天性敌意，命出自“时推甲等”的清河崔氏崔彥曾“镇之”。崔彦曾“用亲吏尹戡、徐行俭当要职。二人贪猥，不恤军旅”，蒙骗戍卒超期服役达6年。咸通九年()，徐卒推庞勋率众北还。庞勋遣使向崔彥曾申诉，却被崔怒杀;戍卒逼近徐州，崔又“诛逆卒家口”。庞勋被迫反叛，唐廷调集了包括沙陀骑兵在内的十数万大军，耗时16个月方予弭平。史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从唐廷对庞勋的战争中，处处可见6年前银刀军事件留给双方的心理阴影。一方面，徐泗军卒担心会遭到比银刀军更残暴的报复。部卒曰:“吾辈罪大于银刀，……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另一方面，唐将公认对银刀军是枉杀、滥杀、冤杀，尽管如此，他们不是要为其平反，而是要残暴到底。
戍卒至淮南，都押牙李湘建议节度使令狐綯纵兵消灭，“不然，纵之使得渡淮，至徐州，与怨愤之众合，为患必大”。戍卒到达彭城外，崔彦曾部将皆曰:“比以银刀凶悍，使一军皆蒙恶名，歼夷流窜，不无枉滥。今冤痛之声未已!……不若乘其远来疲弊，发兵击之。”团练判官温庭皓对崔彦曾言:“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可见，对待徐泗军卒，北地将帅不但开始时就犯了欺诈之过，而且还继续背负滥杀银刀军的包袱，顽固地将错就错。
事实上，银刀旧部纷纷加入庞部反抗唐廷。“勋招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时亡命者归贼如市”。连司马光也承认:“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首而锐之，执以应募。”此处把徐泗人反抗唐廷归因于“人利于剽掠”，似乏史家理性。在专制皇权的严刑峻法下，人们不可能仅因小利而甘冒大辟、甚至灭族的危险。事实上，这正是徐泗地区“怨愤之众”太多的结果，根源则是关陇集团对淮泗集团的打压。
庞勋事件后6年(乾符二年)，泗人黄巢起兵。再2年，25岁的徐地砀山人朱温参加了黄巢的军队，最终灭唐并建立了后梁，开启了五代十国。而“十国”的建立者约有半数为淮地武人。
需要说明的是，裴宜理把恶劣的物质生活环境视为淮北叛乱多发的原因，这在南宋以后尚讲得通;但在唐以前，淮北物质生活条件长期优于其他地区。元末，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至正十一年()，刘福通以红巾为号攻取颍州，成为各地反元的导火索。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攻取徐州。次年，郭子兴袭据濠州，朱元璋加入郭部为十夫长，后得郭所抚马氏女为妻。“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年，淮泗武人徐达、常遇春等率明军攻占大都，元顺帝被迫“避兵北行”，终结了元在中土的统治。
清末兴起于阜阳、亳州等地的捻军，其首领张乐行、张宗禹、任柱(化邦)、龚得树、侯士维、李昭寿(世忠)等皆颍、涡人，镇压他们的恰恰是淮军。武昌起义后，南北对立，在清廷寄望于各地“勤王”、南方革命军处于劣势时，最终是淮地(项城)人袁世凯终结了清廷。
综上所述，在由秦到清的多年皇朝史上，淮域武人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历史角色。从对没落王朝的首义一击，到对新朝的奠基肇业;从桀骜不驯的逆兵叛将，到捐躯舍身的国家干城;从横行乡里的不逞之徒，到千金一诺的仁侠志士;从葅醢灭族之功臣走狗，到庙食袭禄之世家高族;淮地武人均不胜枚举。
二、淮泗武人的多重面相
顾炎武把两淮喻为中国的背部。在夏商周东西对峙之际，淮地属于东夷之核心;在东汉以后南北并雄之时，淮地居于两雄之中轴。对南朝政权而言，“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数千年的兴兵构武，造就了该地区大量的武备人才和剽悍的民风。
魏晋时，“贵族趣味”的门阀制盛行，多出身于寒门的淮地武人缺乏社会流动的机遇，而军功是其晋身显宦阶层的一般途径。隋开科举后，隋、唐、北宋三代，淮地文风有所发展，唐太宗时中书令谯人李敬玄、其曾孙宰相李绅，彭城史论家刘知幾、文学家刘禹锡，晚唐宰相淮安人李珏等，均有科举经历，但这里的武风并没有衰退。
南宋以后，王畿远离河南淮北，淮地再次兵戈纷扰。至年，淮北长期成为黄河的行洪区，同时成为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并沦为灾荒连连的土匪渊薮。不论为匪为军、抑或防匪卫家，都需具备一定的武技;况且，科举并不能让项羽、刘邦式人物实现“彼可取而代也”或“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梦想，是以淮地在南宋、元、明、清四代，人们多以武举或军功晋身耀族。
淮人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王进、杨志等军汉梦想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很符合淮域普通武人的心理，也是武人正面价值之所在。就个体而言，一般淮地武人视武技乃至生命为博取功名利禄的筹码。因此，淮地武人通常具备较强的搏杀能力，这也是他们成为“功狗”的必要条件。
像樊哙的战力就十分惊人:战砀东，斩首15级;在濮阳，攻城先登，斩首23级;破李由军，斩首16级;围成武，斩首14级，捕虏11人;攻开封，却敌先登，斩侯1人，首68级，捕虏27人;攻宛陵，先登，斩首8级，捕虏44人。至郦，斩首24级，捕虏40人;攻武关，斩都尉1人，首10级，捕虏人;攻雍、斄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1人，首11级，虏20人。
被曹操称为“此吾樊哙也”的谯人许褚，御匪时兵矢用尽，以手掷石，多次退敌。用牛与敌换粮，牛奔回，“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由是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许褚部下多职业武人，“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
淮涡(己吾)人典韦，只身入“备卫甚谨”的富春长刘永家中，杀死刘永，“追者数百，莫敢近”。典韦所持双戟达80斤，从曹操征吕布，“韦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张绣反叛曹操，“典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乂輙十余矛摧”。
曹操的族人也不乏武勇者。曹操从弟曹仁镇守江陵，周瑜率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合围了曹将牛金。曹仁“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部下叹服:“将军真天人也!”
南齐时，“［崔］慧景子［崔］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淮泗人周盘龙，胆气过人，精于弓马。乃子周奉叔，勇力绝人，“帝从其学骑射”。沛郡相人王广之，“少好弓马，便捷有勇力”，与殷琰战于寿春，“广之等肉薄攻营，自晡至日没，大败之，杀伤千余人”。
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康郎山之战，朱部丁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
此外，淮地武人易凝聚成整体性较强的军队。刘邦曾率诸侯56万军队攻占彭城，项王仅以3万兵远道回归。楚军第一战，“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楚追击汉军至灵璧东，“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南朝政权在淮域发生的重要战役，取胜的直接因素多与淮泗武人的英勇善战、整体协作有关。西晋八王之乱，祖逖率数百家避地淮域，“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祖逖屯于淮阴，得余人，平定了多部坞主，并攻占谯郡。后乃弟祖约屯兵寿春，“秦陷寿阳，赖淮泗之师得以复振”。
《孙子兵法》强调特种部队的作用，提出“兵无选锋，曰北”。杜枚注《孙子》，特在“选锋”条下提及刘牢之的北府兵。面对投鞭断流的前秦军队，“谢玄使彬与牢之距之”;淝水之战最关键之处，是秦军北撤时，北府兵的突然攻击。此战后，“北府兵将名闻天下”。
宋魏盱眙之战的意义不下于淝水之战。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率军数十万扑向彭城，宋辅国将军泗人臧质率万人北救。臧部建威将军毛熙祚“所领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厉将士，杀贼甚多”。次年正月，拓跋焘全力攻打盱眙，城内余名宋军奋勇坚守。臧质以淝水之败讥儆拓跋焘:“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魏军］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经一个多月的激战，魏军“死者过半”，只得解围败走。
梁武帝天监五年()冬，北魏元英率数十万军队围攻淮水南岸的钟离。钟离梁军同样约人，元英与杨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以淮泗武人为主体的梁军据城死守，“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与宋魏盱眙之战极其相似。
宋蒙之间再次在盱眙发生大战。嘉熙二年()，蒙古军攻陷滁州后转攻盱眙。盱眙内外无援，音信阻绝。余玠“不顾危亡，后转战而入盱。贼尽锐攻之，玠尽锐应之。腊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战，杀贼无算，贼乃引去”。
就具体战役而言，武勇将卒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而战争中的患难相依、生死与共，尤其风起云扬、天下未定之时，武人们确实少了些尊卑之疏，崇尚英雄气概，甚至贵为帝王者亦不乏勇武之事。项羽被围垓下，仅剩28骑，面对层层包围的数千汉军，“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一次冲锋，即斩汉将、都尉各一，杀数十百人，仅亡两骑。作为肇基开业的君主，此举似无意义，恰恰说明不爱读书的项羽不明《庄子》所说的“天子之剑”。但项羽的夙愿是做冠绝武士剑客的“万人敌”;若以维护剑客领袖的荣誉来衡量，或臻完美。
魏太祖曹操“幼而智勇，年十岁，尝浴于谯水，有蛟来逼。自水奋，蛟乃潜退，于是毕浴而还，弗之言也”。宋高祖刘裕，“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元嘉九年()，萧道成之父，后被追奉为齐宣帝的淮泗人萧承之征战，“乃截矟长数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辄贯十余贼”。梁太祖朱温，“亲临矢石，一日，飞矢中其左腋，血渍单衣”;其军队常如“神助”。杨行密“少孤贫，有膂力，日行三百里”。
高超武技对武人而言是最重要的资本，但对君主而言，反复无常的丁公、吕布、祖约、吴三桂式人物不会令其有安全感。中国兵家伦理强调，“非信、仁、廉、勇，不能传《剑论》、《兵书》也”。刘邦斩丁公，“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明确地儆诫武人，在乃主眼中，忠诚甚于武技和其他品德。
曹操闻典韦战殁，“亲自临哭之，遣归葬襄邑，拜子满为郎中。车驾每过，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韦，拜满为司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满为都尉，赐爵关内侯。”曹氏父子这些做法，表面上是对典韦的思念，实际上是对武人忠诚的褒扬。
淮域武人对忠诚的价值了然于胸。专诸曾言:“夫屈一人之下，必申万人之上。”蒙恬被胡亥毒杀前称:“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许褚虽豪勇过人，但“谨慎奉法”。对宗室曹仁，当面拒绝与其“入室坐语”，只愿与之“众谈”。曹仁“少时不修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被曹操引为典范。东晋时，东海人何无忌与卢循部将水战，“众遂奔败，无忌尚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节至，乃躬执以督战。贼众云集，登舰者数十人。无忌辞色无挠，遂握节死之。”刘宋沈攸之部将泗人臧寅，曾予沈以正确的军事建议，惜沈不从而败，“诸将帅皆奔散”，唯有臧寅对沈说“我之不负公，犹公之不负朝廷也”，乃投水死。
《宋史》对武人的素质作了概括:“所贵为将领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为主，智以为本，勇以为用，及其成功，虽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此说囿于“尊主”伦理，过于强调无原则的忠诚。马克思指出:“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荣誉、忠诚等等。”
武人忠诚的正当性，体现在维护民众、民族、国家利益等方面，为此，即使背叛乃主也是弃小忠、伪忠;绝非如蒯通所说蹠狗吠尧，只认其主。当武人不加区分地盲从于对个人的忠诚时，其勇猛善战的一面多会沦为对民众、甚至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并加剧了武人与乃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固化了中国社会的专制伦理。
颍人袁术曾云:“兵人好叛。”韩信、黥布、雍闿、典韦、刘牢之、朱温、吕文焕、李昭寿、苗沛霖等淮人皆有叛史;叛过其主的开业帝王更屡见不鲜。汝南武人李术声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但一般说来，不是仁德，而是利益构成主宰淮地武人归属的核心动能。以不忠罪名诛杀丁公的楚将刘邦，从未对乃主楚怀王尽过忠;怂恿曹操杀吕布的刘备，事实上比吕布更加首鼠两端。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将不在勇而在谋”，此为战争中不易之理。从追求帝业的角度来说，淮地武人中不乏善谋者，如韩信、曹操、袁术、袁绍、周瑜、桓玄、刘牢之、刘裕、朱温、李昪、杨行密、朱元璋、徐达、袁世凯等，这些人往往具帝王将相之才。但不论多么完美的谋略，如果没有勇敢、善战的将士来付诸实施，也会流为纸上谈兵，甚至沦为笑柄;一场战役的失利，或使帝王大业付之东流。因此，谋与勇，应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而非截然对立。
传统武人的根本缺陷不是勇猛或少谋，而是残暴。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武人往往是社会生活中的强势者，以力凌人之事极为普遍。在许多豪放作品所颂扬的气吞山河的气概背后，是无数百姓血流成河，白骨遍野。尽管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武人暴虐或甚于淮地武人，但游牧民族武人的暴行有相当部分是施加于其他民族。淮地武人的暴行则多施于自己的族类。史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
琅琊人孙恩据会稽，“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孙恩前后数十战，杀百姓数万人。隋未亳州人朱粲，有众20万，“每破州县，食其积粟将去，悉焚其余。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后梁太祖朱温，“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黄巢围陈州，“驱掳编氓，杀以充食，号为‘舂磨寨’”。南汉建立者刘陟“好行苛虐，至有砲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其子刘晟“专以威刑御下，多诛灭旧臣及其昆仲，数年之间，宗族殆尽。又造生地狱，凡汤镬、铁床之类，无不备焉”。元末淮西张鉴据淮安城，“屠居民以食”。
水浒中一些好汉的形象，典型地反映了淮地武人的另一面。武松杀嫂时，“两只脚踏住她两只肐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杀张都监家15口，除张都监等3名作恶者及亲随2人外，另杀养马者1人，丫鬟2名，夫人1名，玉兰及奶娘3人，儿女3人。如果说张都监是罪有应得的话，其妇孺则完全无辜。被李贽誉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的李逵上阵，常“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攻打祝家庄，李逵杀入梁山盟友扈家庄，“把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为了逼人入伙，李逵把一个4岁的孩子活活劈成两半。
武人除了屠杀外，还把强暴妇女视为战争武器。南朝名将陈庆之曾对部下云:“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亦无算矣。”武人之暴，于此可见。李白所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场景，不论多么浪漫，本质上仍是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作为骑士罪犯与普通犯罪者”事实上并无区别。荀子云:“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杜甫所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或少了些壮怀激烈的酣畅，但应成为武人的行事准则。
史家多把武人的暴行归因于个人品德。有人甚至认为武人的两面性全在于高层的制御之法:“善用之，则为国家干城;不善用之，则为地方奸虣。”事实上，受人制御的武人，其暴行相对有限;那些制御人的君主，才是暴行的最大施加者。马克思指出:“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带来的后果更好。”
项羽曾屠城阳、咸阳;攻拔襄城，“皆坑之”;又坑秦军20余万人;击田荣，“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降卒，系虏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所过残灭”。当然，这一暴行，与秦军坑杀赵国40万降卒相比，仅属小巫。刘裕曾屠广固。朱温攻博昌，“驱民丁十余万，负木石，牵牛驴，诣城南筑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号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之”;攻华州，“全忠斫开城门屠之，不留噍类”;攻盩厔，朱温亲自督战，“屠之”。
恩格斯指出:“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项羽、朱温、李逵式武人固然易沦于暴力，就是张良、施耐庵、李贽式文人骨子里也崇尚暴力。作为普通人，文士表面上少了些暴力色彩，但一旦权倾天下，文士与武人的暴行几无区别。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孙权征黄祖，屠沙羡，“虏其男女数万口”;围庐江，“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李］术首，徙其部曲三万馀人”。被誉为“超世之杰”的著名文学家曹操，曾屠彭城、雍丘、邺城、河池;曹操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曹部曾屠兴国、枹罕、宛。在人丁最盛的徐土，曹操“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汝颍人袁绍累世台司，事亲至孝，“爱士养名”，史称:“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殁后，“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然而，袁绍讨干毒，“斩毒及其众万余级”;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
究其本质，武人的仁暴不仅取决于个人性格，更取决于利益关系、所处环境地位、各种力量对比等条件，尤取决于对其权力的制约程度。秦将亡时，楚怀王与众将认识到:“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此时，沛公的宽厚更像是弱势者常用的韬晦策略和权宜之计。后来，刘邦亲自指挥的屠城不亚于项羽，如“沛公南攻颍川，屠之”;“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刘邦还与项羽合屠过城阳。刘邦部下更常有屠城行为，其堂兄刘贾屠城父，樊哙屠煮枣、胡陵。
项羽殁后，刘邦更一改宽厚长者形象，因鲁地未降，“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汉建立后，刘邦还遣周勃“屠浑都”;攻马邑受阻，“即攻残之”;刘邦攻湖陵不克，“迨得天下四年，差樊哙屠之”。因此，对帝王来说，人品与道德绝不是恒定不变的，甚至是非常靠不住的。
汉初，群臣之间尚能直言析事，戆直的王陵当面评论刘邦:“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此语真实地说明了与“宽大长者”刘邦相比，项羽反而更仁爱;刘、项之间的差异，或许根本不在仁暴之别，仅是伪饰与否。
朱元璋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其对手陈友谅，因“势益蹙，忿甚，尽杀所获将士”;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但朱元璋部同样有屠城之行。李文忠攻占松江，“诸将欲屠城”;常遇春攻占赵州云龙寨，“欲屠之”;洪武初，“平章杨燝驻兵道州，议县北十里外尽屠之”。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朱部视屠城为常事。另外，朱元璋登基后，仅蓝玉冤狱，一次即“族诛者万五千人”。
必须说明的是，不是淮地武人的残忍给中国传统文化染上暴力色彩，而是缺乏对强势人物和强势群体有效的约束机制和强大的约束力量，导致包括淮地武人在内的社会强势人物肆意施暴。并且，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一向推崇“英雄不问出处”的成王败寇思想，不论多么残暴的武人所建立的皇朝，一旦为正史所承认，其滥杀、残忍行径多被讳隐，或被视为争天下时不得不为的手段，甚至予以溢美。
例如，秦、北魏、元、清等军队均有大规模屠杀行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曾屠唐子乡、邯郸;部下吴汉屠成都;耿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孙策屠过东冶;秦王李世民攻夏县，“屠之”。此类恶行不胜枚举。
无论后来建鼎的正统王朝的军队，还是落草的“农民”武装，都经常存在虐杀百姓的暴行。在皇朝时代，从动态的过程来看，统治者的“仁宽”品质随着时移世易，开业者本人或继任者多会转向暴虐，一切以维护个人、皇室的利益为主，遂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越来越向集权、残忍、非人性方向发展。
面对政治失灵、官僚腐败、民生灾难等各种积弊，淮地武人基本上不是真诚的社会改良者，而是蛰伏的危机利用者。他们平时疏财仗义、邀结人心，就是为了寻机觅遇，椎牛酾酒，斩竿揭木，倾囊一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论他们是成是败，对政治进步、社会改良而言，贡献均属有限。
总而言之，多年的皇朝史证明，统治者个人品行和器量可以决定一支队伍的成败，甚至决定一个王朝的兴替，但无法使国家走出个人专制和暴力嬗替的循环，不能建立一种具有“突破”性质的、比较恒久和具有法治规范的民本政权。
三、皇权体制与小农政治
无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袁术、曹操、桓玄、刘裕，黄巢、朱温，还是朱元璋、袁世凯，皇朝时代的淮地武人本质上是农民，符合马克思对小农的论述，即他们“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政治组织”。由他们确立的君道臣纲，天然地决定了其政治局限性。
在传统政体中，一般淮泗武人充其量是可利用之“器”、是抢天下的工具。史传“范蠡去越，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而范蠡的依据是“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这自然是胡乱联系。
不论开国君主何种面相，皇朝肇建后，武人却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夷受诛、削爵夺权，以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叹不绝于载。韩信被刘邦所执时云:“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东晋苏峻:“往者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宜烹。”唐仆固怀恩:“［郭］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毁黩。弓藏鸟尽，兔死犬烹。臣昔谓非，今方知实。”刘过叹岳飞:“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兔死狗烹”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是君臣利益关系的转变。增渊龙夫认为，刘邦打天下时，是以家长制方式对武人进行控制。实际上，刘邦与武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利益共同体。刘邦问群臣天下得失之由，王陵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此语极为真实地说明武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主要靠利益维持;且此种利益基于他们共同的战争胜利。如果说，淮地武人作为一个“集团”的话，凝聚他们的动力也是对功名利禄这些利益的追逐，而不是共同的政治价值或思想、精神、信仰等认同。
无论范蠡劝文种退，还是蒯通说韩信反，其依据和推论皆源于武人与君主同是利益的攫掠者，在一方可获得利益最大化时，必毫不犹豫地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争天下时，武人与乃主之间的利益水涨船高，相得益彰;主人得道，众属升天。天下已定，武人与君主之间可分割的总利益已经固定，君臣之间是此赢彼亏式的零和博弈。
马克思指出:“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里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
蒯通说韩信:“足下按齐国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让以怀诸侯，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人们或有憾韩信不从蒯通之言，与刘、项三分天下:“早知道屈死了韩元帅，何不还留他楚霸王。”诚然，对韩信个人利益而言，三分天下最为有利。
后人或责刘邦殄灭功臣。袁枚写道:“尝谓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为子孙谋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尽。何也?”对专制者而言，御外与安内常常是冲突的。但韩信反否，仅在一念之间。韩信若反，刘邦将失去大半天下，国家必重蹈分裂杀伐之中;醢一韩信保大半江山，是刘邦不二之抉择。
《明史》则认为:“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薙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明史》列出了蓝玉案部分被诛者种种张狂之事。诚然，马上打天下，武人可为汗马功狗;立典治天下，武人易凌法罹刑。
不过，在专制政体下，即使奉法，同样不安全。毕竟，“武勋贵族”与君主独裁本身就有冲突。周勃晚年一直生活在“自危”中，“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因绝非逆法，而是“威震天下”。后来更有卫青、霍光、韩增、萧望之等被族被刑;周亚夫被指“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岳飞的风波狱。明初蓝党、胡党两案，相信即使谋反，也是极少数人，但“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均说明武人命运的不确实性。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专制社会，“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的东西，却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君主意志才是决定绝大多数人命运的关键因素。
尤为重要的是，专制统治者把打天下时的暴力胜利视为执政合法性的永恒依据，这一依据势必成为其他强势人物揭竿而起、争雄问鼎的道义源泉。后朝官修正史，总是把丢江山的前代帝王刻画得昏庸无比。己之可恃，人即可据。当强势武人具备一定的力量和时机时，所觊觎者只能是黄袍加身，取而代之。刘邦观嬴政，慨叹“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问反叛他的英布:“何苦而反?”对曰:“欲为帝耳。”刘邦或许明白，英布与他的想法是出自同样的逻辑。宇文化及“岂不一日为帝乎”之语，实为传统社会强势武人的正常向往。可以说，只要把暴力胜利视为问鼎的依据，必然造就无数的效尤者。
因此，《明史》所言“非以剪除为私计”，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王亚南指出:“一个帝王，如其不是阿斗一流的昏庸人物，……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是不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马上得天下的君主，首要任务是防止天下再被别人以武力抢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扼杀各种乱源于萌芽之中，剪除各种显现的强势者和潜在的挑战者，以防天下大乱，是深谋远虑的君主的首要考量。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必须的，而具有人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势力较大、号召力强、有可能越出君主制御的武人，不管其是忠是奸，有无反叛确证，天然地是君主之死敌，被诛被夷是专制逻辑之必然，非常合乎皇权伦理。
当然，从法治的角度来说，勋业卓著的功臣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自然人;他们无辜被刑诛与升斗小民被冤杀的社会影响并无二致，同样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即使马克思批评的《普鲁士邦法》中“国家元首最主要的职责是维持外部和内部的稳定和安全，保护每个人的一切不受暴力侵犯”这一规定，也远好于专制政体对个人权利、生命的肆意戕害。因此，兔死狗烹的历史怪象，既不是君主之失，也非武人之过，而是政治制度之尤。马克思认为:“在君主制中，这个特殊东西，即政治制度，具有管辖和规定一切特殊东西的普遍东西的意义。”
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与利益呈正比例关系。以官阶爵级为序的权力金字塔中，塔端的君主权力最大，并最集中，君主通常视四海为私业。其他官僚按由上往下的次序，确立权力的高低和所分利益的大小。中国传统权力等级的设计，其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官途即利薮，势必造成官僚们不惜一切地由下一层权力阶梯往上一层爬升。
后人多责韩信不知功成身退。传统时代，武人保全自己的方法是退隐。魏文帝诗:“淮阴五刑，鸟尽弓藏。保身全名，独有子房。……多言寡诚，抵令事败。”陶渊明:“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元杂剧《随何赚风魔蒯通》:“只不如守着农庄，倒也稳拍拍常为田舍郎。”
在充满人身依附的官场环境下，官员看淡权位、回归社会则势同逆伦。马克思写道:“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的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因此，官僚政治必须使生活尽可能物质化。”官员一旦退隐，便失去了无数的优俸、暗酬、荫泽等物质待遇，也失去了人脉、尊重、名声等无形利益。
更难取舍的是，韩信、彭越式人物退隐，不但难以荫子溥孙，其物质利益受损的部属故旧何啻数十百千。他们不仅代表其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集团、群体或“山头”的利益。这样，许多功成武人只知进而不能退。况且，朱元璋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从根本上使明以后的归隐者无所遁逃于专制罗网。
其次，君主与官员的欲望均没有止境，天下之利却有定数。即如张良所言:“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在传统的权力金字塔中，掌握上层权力的集团总是想方设法排斥能力、成就、人望、民意、公正等因素，把门第、出身、血统、世爵、祖荫等作为居官、升迁的资本，以保证权力的世袭承继，由此形成相对固定的权力世家和利益垄断集团。
这个集团世世代代地把祖先的所谓“功劳”视为盘剥民众、打压民众、欺蒙民众和瓜分国家利源的理所当然的资本，从而阻滞了社会流动，郁积社会性的不满，把那些不能在体制内正常流动者变成体制的反对者和敌对势力，反过来又损害了君主的长久利益。
不能不说，淮地武人“创造”了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的皇权体制，事实上是小农政治，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即使累世台司的淮地武人，与其他小农一样，“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淮地武人的每次问鼎，都像是专制政体的又一次更新，而不是代表平民普遍利益的政治诉求的实现。
小农政治的本质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行政权力统治社会，各种利益不过是附着在权力肌体上的毛发而已，即使天真的帝王或是粗野的武夫也深明其义。是以抢天下者多以均贫富、分田地等瓜分私人财富相动员，但从未有分帝权、限帝权等规范公权相号召者。新朝初基，秉政者多会宣称富者为社会不公之源、世上万恶之薮。新帝每降，均自视天纵神明，胜舜超尧，普天之下，唯其一人;权力越大，万民福祉越厚。
中国多年皇权政治的特征就是循环不断地重分财富，权力却一以贯之地向专制者一人身上集中。皇权的绝对私有，私人财产权则随意可夺，使得专制统治者常以各种名目或借口，堂皇地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劫掠。最后，由最高权力主导的天下之利被操于一人之手，唯有少量寡头式的权贵可以分润。“均贫富”也每每沦为均剥夺、皆贫贱。
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这大概仅限于面对皇权时人人均无生命权、财产权而言。对武人来说，他们所缔造的王朝不过是一个更换了特权者的特权社会，少数幸存的功成者取代旧特权者而成为新的剥夺者，广大民众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尤为重要的是，在特权社会，即使享有特权者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在存在政治特权的国家要求政治权利”无异缘木求鱼。这些特权者的脖子上天然地被专制君主套上了绞索。京戏业者所喻“神仙、老虎、狗”的舞台生涯，更像是描述特权者们的现实生活。不论特权者们物质世界多么富侈，权势多么恣盛，他们都没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正常的公民权利。
综上所述，淮泗武人所建立的皇朝体制，属于小农政治的范畴。由于专制政体视暴力胜利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社会最强势者多刻意追求绝对权力，而没有建立起对权力的约束机制，强势武人往往是皇权潜在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因此，专制统治者兔死烹狗式的做法就非常符合皇权伦理和逻辑。作为最高权力者，消除具有社会潜在动员和反叛能力的群体，维持君主暴力的一枝独大，是皇权政体的理性抉择。而幸存的武人权贵，尽管享有许多特权，但他们并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
结语
秦以后，中国皇权主要为以淮域武人为主的汉人、“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的关陇集团和北方少数民族所掌握、争夺、轮换。在隋唐以前，淮地武人尤具优势;从项羽到袁世凯，淮地武人与中国皇朝政治相始终。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武人们驰骋疆场之时，不乏气吞山河、叱咤风云、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史诗般勋绩，但武人功业使中国皇朝政治难以走出成王败寇式的低层次循环，固化了小农政治的历史影响。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小农，尽管淮地武人不断地以浩然磅礴之势书写历史，却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仅仅更换了特权者的特权社会。就政治学意义而言，淮地武人建立的皇朝体制，不但把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来越集于君主一身，而且使包括特权者在内的所有人无法获得正当的政治权利。
小农政治的逻辑把暴力胜利视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激发了更多梦想取而代之者不断地问鼎逐鹿，在心底里惟暴力是崇。他们视金戈铁马、血流四野为英雄之所为，是志在置办最大的家业;视平民理性的求田问舍、居安谋生为胸无大志，鼠目寸光。他们把天下视为可用武力瓜分的利薮，通过暴力或国家意志不断地以均贫富为堂皇借口夺人私产，掠人财富，以操控天下利源。他们或在经济方面打破了旧的不平等，但必在政治上重构新的不平等。
为了把自己的暴力执政合法化，消弭反叛意识，淮地武人需要政治解释的正当性。尽管儒学思想从产生之日起，就无法应对现实的社会变革。武人们也多非真正的儒学信仰者，但他们同样把儒家伦理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按照自己的需要，独尊儒学，掌控儒学义理。从刘邦、朱元璋，到袁世凯，均不断对儒学加以改造，这并非为了解决那些时移世易的社会问题，而是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垄断，强化最高统治者神圣不可挑战的地位，弱化法律正义和社会公正。
因此，暴力和独尊儒术是淮地武人统治的两大武器，也是处于小农政治范畴的王朝政体的统治要诀。但神圣化的儒家伦理对刘邦、项羽之类的强势武人以及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北方少数民族均没有道义上的约束力。甚至到袁世凯时，仍热衷帝制、拒斥基于“临时约法”的法律政治，其结果就是他们一如既往地被他们所崇尚的暴力推翻，并被后人妖魔化和丑陋化。
马俊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年第4期
原题《淮地武人与皇权体制和小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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