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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曾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范本”。这部小说从年第一部出版算起，至今三十多年的时间，多次再版重印，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奖版”，五年内重印了12次，市场反响良好。年《白门柳》入选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之时，从年全卷本首发开始计算，仅该社的发行量累计已达4万套，加上之前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量，估计远超20万册。进入21世纪，《白门柳》仍然得到读者青睐：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章回体版；年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出版繁体竖排版；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又推出插图评点版……《白门柳》能如此长销，与作者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作者从古典审美传统中寻找审视历史的方式，将历史视为审美对象，立足于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之结合，以“道人人心中所有，写人人笔下所无”的标准挖掘历史生活之美，实现审美层面的艺术追求。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传统审美“雅”的继承及创新。
从小说选取的聚焦群体就决定了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长篇历史小说的独特“雅”风。小说所聚焦的两大群体——士子与名妓，他们的生活就是“雅”生活的写照。士子本身是传统“雅”的标志性群体，所谓“文人雅士”也，他们的穿着打扮、举手投足都流露出与凡俗不同的儒雅气息，平日里谈论的也多是“诗词歌赋”这类文雅的话题；号称“秦淮八艳”的青楼女子，不仅拥有花容月貌，而且“能诗善画”，才气过人，所居之处也是“雅”居之所，如柳如是的房间“保持着高雅的气息”，李十娘的宅子“布置得异常雅洁”。与文人雅士的世界相得益彰。这两个群体在生活中的讲究也是“雅”的一种表现。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冒襄。身为“如皋县首富”公子，冒襄浑身上下散发着精致雕琢的贵公子气，就连生活中的小细节都显示了一种贵族式的“高雅”：洗脸是反复掬洗、擦拭；出门赴会的衣服是成套搭配好的，比如有一套是“百幅流云满绣金的浅蓝直裰”，搭配“蓝色绣红花万字头巾”；随身的饰物是“李昭制竹骨、王孟仁画面的名贵折扇”；向酒家抵押借钱，从手上褪下来的是“精金镶翡翠指环”；喝茶讲究“烹沏功夫”，需“候汤”“洗茶”，还有“冬夏之分”“水之温热”的区别……在冒襄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明末上层社会富贵公子的生活，感受到拥有财力前提下的“高雅”情调。如此细致的描写，是展现人物个性的方式。同时，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人物的生活细节，强调人物于细微之处享受生活，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与后来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作者对“雅”生活的渲染也是有其创作意图的。
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很难再找出一部像《白门柳》一样有着浓郁古典气息的作品，这大概源于作家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小说整体的“雅”几乎就是“宗”古典文学之“经”而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01
结构
《白门柳》的结构借鉴了古代诗文“起承转合”的结构之法。元代范德玑《诗格》中说：“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水。”在古诗创作中，起承转合确实是一种普遍的谋篇的格式。“起”即一首诗的起句，“承”是承接起句，是“起”句的延续、延伸，“转”就是转句，表明诗意的转折变换，“合”则是合笔，是结句，往往有点明题旨，收束全诗的作用。如唐代李绅的绝句《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第一句是起，起事——春天种上一粒种子，交代了时间（也暗含地点）、事件；第二句是承，承续首句写出：在春天辛勤播下“一粒”种子，到秋天能收获“万颗子”的粮食。第三句，作者的笔触开始转移，由眼前的一粒粟、万颗子，一垄田、一畦地的春耕秋收的“点”，联想到整个天下春耕秋收的“面”，使诗意由此及彼、推而广之，转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全天下的田地都耕种了，也取得了种“一粒粟”得“万颗子”的好收成。第四句是合，把前三句的诗意合成、概括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感悟点上，进而表达作者的见解和主张，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前三句，春种也好，秋收也好，不使有“闲田”也好，全是为了“吃”，“民以食为天”。然而，最终结果是“农夫犹饿死”。卒章显其志，和盘托出了诗的“悯农”主题。又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是一首律诗，颔联的上句承接首联而来，下句则启引颈联，文思细密，文气连贯。“起承转合”也是古文常用的方法，刘熙载《艺概·文概》说：“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在内；中间用承转、皆兼顾起合也。”（清·刘熙载：《艺概·文概》，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所谓“起”，就是在文章的开头开门见山明确地提出论点或论题。所谓“承”，就是承接，就是承接中心论点或从正面或从反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所谓“转”分三种情况：由正面论述转入反面论述叫“反转”，由反面论述转入正面论述叫“正转”；由正面论述进而转入更深一层意义的论述叫“进转”。所谓“合”，就是文章全文的总结、综合，是全部论证的结束。简单一点讲，“起”，就是开头；“承”，就是承接上文加以申述；“转”，就是转折，从另一方面生发开去；“合”，就是结束上文。这四字是对文章章法的总括，论说文中常见。比如苏洵的《六国论》，这篇政论文，全文五段：第一段总起立论，第二段正面承接，第三段为转（既是对第二段的旁转，又是对第一段的远承），第四段是轻转——转入综合推理得出结论。文章末段以感叹作结。统观全篇，起承转合，十分分明，自然流畅。起承转合结构后因八股文惯用，而八股文被贬斥（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空虚、乏味），这种结构也受到牵连。但是，作为写作规律的一种客观反映，这种结构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并为其他文学样式所借鉴。
▲刘斯奋：曾任广东省文联第四、五、六届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白门柳》灵活运用了这种传统的诗文结构方法。小说的“引子”是典型的“起承转合”结构。“起”——遭遇山洪的梅树劫后余生；“承”——梅树“梅开二度”，获得新生，成为人们竞相观瞻的“幽谷奇葩”；“转”——梅树感到“寂寞”和“美中不足”，希望把故事讲给人们听，得到的反应却是冷淡；“合”——梅树憔悴而亡，留下影子等候愿意写下故事的人。
如果“引子”尚是一篇散文，运用起承转合结构是顺理成章的，那么小说结构采用“起承转合”更能说明《白门柳》的特点。比如全书的结构，引子为“起”，“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为“承”和“转”，尾声为“合”。小说中人物的故事也有“起承转合”之法，比如冒襄与董小宛之间，董小宛遇上麻烦以及与冒襄见面为“起”，冒襄对于接纳董小宛的含混以及董小宛的一厢情愿为“承”，冒襄的反悔、董小宛的期待以及钱谦益等人有意无意的撮合为“转”，最终二人结合为“合”。其中，因为冒襄几次反悔，事情不断出现反复，则是“转”中的连续“转”，故事出现更多波折而引人入胜。再如刘宗周遇刺那一段。“起”是黄宗羲收到消息，有刺客将刺杀刘宗周，他决定保护老师。“承”是黄宗羲做的种种准备。“转”是黄宗羲发现住所的房门被做了记号，更为紧张，一边懊恼自己的疏忽，一边更加小心防备，“我只有紧紧守在老师身边，把防卫的圈子缩到最小最小，才能做到不管敌人从哪一个方向来，我都能立即发现。”当天晚上，黄宗羲守在刘宗周身边，寸步不离地保护他。刘宗周却利用这个机会，同黄宗羲聊起了心学。这便是“再转”。“合”，最后刺客只闻其声，未见其人。“起承转合”完成了整体事件的叙述。
《白门柳》以诗文“起承转合”之法来结构小说，谋篇布局因此富于变化，使得小说尽管回归传统却未落入传统长篇历史小说“演义体”的程式。以传统之法呈现“现代”小说之貌，不得不赞叹作者的高妙。
02
语言
小说的叙述语言雅致。如描写柳如是的卧室：“偏西的早春阳光，透过窗外竹树丛的间隙，把斑斑驳驳的影子，铺洒在梅花暖帘上。每当轻风摇动翠竹，那一帘碎影，便像溪水般来回流淌。地板上厚厚的红氍毹，衬托着褐色的雕花窗棂和紫檀木桌椅，使这房间的基本色调显得十分和谐；而华美的泥金描花草围屏，映衬着大铜火盆里通红的炭火，又增加了寝室的温暖和宁帖；粉壁上那帧独一无二的北宋院画人物，颇有分量地暗示出主人的趣味和家世；在画的下面，还摆着一张式样素雅的古琴，两架收拾得纤尘不染的线装书；一只装饰着走兽图形的景泰蓝博山炉，正袅袅地吐出沉檀的烟缕，淡薄的、若有若无的幽香在房间里浮荡……这间小小的、整洁舒适的闺房，虽然是用绫罗锦绣和金玉器皿布置起来，显得奢华而富丽，却依然保持着高雅的气息。这里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摆设，也没有一样是可以缺少的，即便是一根雀翎、几片绿叶，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反复的比较，被安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一段可以与《红楼梦》第四十回描写探春的“秋爽斋”对比。曹雪芹笔下的“秋爽斋”是这样的：“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两段文字有着相同的语言风格，也许这是小说作者对《红楼梦》这一经典之作的借鉴，正对应了刘勰所谓的“宗经”。
文雅的书面语言是《白门柳》贯穿始终的叙述语言。在小说中，作者常用凝练的语言对事物进行概括，如冒襄一家逃难后的窘困，小说写道：“曾经富甲一方、生活极尽豪奢的冒家，竟然转眼之间就落到罗掘俱穷、衣食无着的赤贫境地，又令余怀大为惊愕，握腕慨叹。”短短一句话把境况交代得一清二楚，且平仄如诗。小说的语言强调逻辑性、条理性，遣词造句力求准确、洗练，惟陈言之务去，讲究音节的抑扬顿挫，等等，从而使得小说呈现出诗化的色彩，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详细论述。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作者也力求与整体风格保持一致。《白门柳》中的人物多为官宦、士人，言谈不同于平常百姓的口语。比如，钱谦益见到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想到“若敖之馁鬼”、为儿子日后无法“克绍箕裘”而苦恼，这两句分别来自《左传·宣公四年》和《礼记·学记·卷十八》，前者引用典故，春秋时楚国的若敖氏担心宗族灭亡，鬼魂因此无人祭祀，比喻没有后代；“克绍箕裘”是子承父业的意思，这里说明钱谦益担心儿子无能力继承家业。钱谦益在儿子面前批评朱氏时说：“我乃念你三娘服侍我许多年，又有抚育你长大成人这份功劳，本不想与她多计较，更不想为难她。只要她能安分克己，和衷御下，虚心敬诚，不惹是生非，让我这把老骨头安安稳稳再活上几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她却不识大体，不知通变——嗯，我听说这些年来，她背着我弄权揽财，徇私纳贿，跋扈凶悍，做了许多不好的事，大大辜负了我对她的信赖和厚望！今天又放肆到连我都敢骂，这还了得！”这段话中，“安分克己”“和衷御下”“虚心敬诚”，“惹是生非”“安安稳稳”“不识大体”“不知通变”“弄权揽财”“徇私纳贿”“跋扈凶悍”都是四字成语或固定语，用词文雅、语气严肃，人物身份一目了然。
▲易文翔：文学博士，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副研究员。
又如冒襄在熊明遇府上的“明朝中兴论”：“以小侄愚见，当今之世，风俗陵夷，廉耻道丧，积弊之多，多于牛毛。若就其中一枝一节而改革，徒然虚费时日，而难见效用。实不若以天雄、大黄之猛剂，治其根本。根本一清，枝节便不难改治。所谓根本，无非是正风俗，严纪纲。风俗正，则积弊消；纪纲严，则君信立。积弊消，君信立，则民不易为乱。虽有少数不逞之徒，亦无所施其煽惑之技。如此，则国内可定。国内定，朝廷便可专力而东向，建虏虽强，不足虑也！虽然，此理说来极寻常容易，惟真正施行，又极不容易。其中用人一事，实为一切之关键。用不得其人，虽有良法美意，亦终因重重扞格，寸步难行。故朝廷倘欲求治图强，须得痛下决心，进君子，斥小人。知其为小人者，虽处庙堂之高，亦必斥而去之；知其为君子者，虽居江湖之远，亦必求而进之。务使举国上下，正气伸张，人才得用。如此，中兴可指日而待矣！”这一段铺陈排比政论式的文字古风特征明显，冒襄心怀天下、指点江山的士子情怀溢于言表。再如余怀等人去找陈贞慧，邀他参加义举，陈贞慧避而不见，留书一封，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贞慧不才，亦深知大义所在。虽力不能挥鲁戈以返日，惟夷齐首阳之章，靖节东篱之志，未敢或忘。风雨如斯，大难未已，他日执手，恐未可期。若天怜幽草，微命得全，则十年之后，如能待我于秦淮水阁，当别有一番感慨也！只此定约，兄无笑弟太痴耶？”这全然是文言文的写作，文辞雅致，符合人物身份；另一方面，从这段文字也能见识到小说作者的古文功底。
在小说中运用拟古文字，不仅仅是增添文字“纯粹”的雅致之美，有的时候也是故事趣味的设置。比如冒襄施舍乞丐一段。贵公子冒襄在街市遇到一群小乞丐，欲施舍他们，因为家仆不在身边，他将随身的“精金镶翡翠指环”抵押给酒肆，借十吊钱，并委托酒肆老板将钱发放给小乞丐们。世故圆滑的酒肆老板在“反复审视”指环和仔细打量冒襄之后，善于察言观色的他慎重其事地布置起来，先是铺设排场，而后咬文嚼字，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试录如下：
“列位！请听小老一言：近来天时不正，水旱频繁，远近四乡，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载道，满目凄凉，消息交传，已非一日。虽有官府垂念哀怜，百计赈济，惟是饥民日众，杯水车薪，此亦有目共睹。……”这一段略通文墨的“官话”在古文中并不稀奇，但将它放在小说所设置的情境当中，由一个“沽屠之辈”说出，且“出口成章，得体堂皇”，便有了趣味性。这段文字的意趣还不止如此，故事发展到后面，乞丐越来越多，冒襄无法一一接济，于是，剧情瞬间直转其下，之前近乎仪式般的发放形式与后面冒襄因钱不够被乞丐辱骂夹着尾巴灰溜溜逃走形成强烈的对比，冒襄的善举被消解，故事呈现出反讽的色彩，那段文言的“演说辞”便是叙事“拐点”的关键。
小说的叙述以文雅的书面语言为主，而且时常化用古典诗词及典故，由此其语言的信息密度大，耐人琢磨、回味，文字内涵丰富，行走速度较快，阅读因为需要紧紧跟随，故不得不放慢脚步。这就是《白门柳》较之其他长篇历史小说不那么通俗易懂，较少有人能够一目十行、迅速阅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白门柳》在结构、语言两方面皆以“典雅”为审美追求，融入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与说书式的通俗历史小说拉开了距离，使得小说兼具传统之美与现代气质，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实现了传统艺术元素的现代性复活。
就当下文学创作而言，自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随着文化市场形成并进一步打开，通俗文学迅速崛起。从港台和国外通俗文学的涌入，到主流作家投入通俗文学创作，通俗文学热潮不断涌动，文学的雅俗关系再次凸显。许多原来隶属于精英文学的长篇小说主动向通俗文学靠拢，走向“俗”的路子。因此，现在重视审美，重提“雅正”传统是有必要的。
作者：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副研究员易文翔
主编：刘迪生
副主编：钟敏仪
主编助理/排版：赵阳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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