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原文摘录与短评

1.书中涉及文物及其时间表

2.齐家文化是以中国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其名称来自于其主要遗址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齐家坪遗址由考古学家安特生所发现。时间跨度约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的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一支具有特殊价值的考古学文化，其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向西至张掖、青海湖一带东西近千公里范围内，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4省区。

3.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

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像

4.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

5.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古籍中记载的少昊氏文化地区，为龙山文化的源头。

6.中国古代使用的玉石，有软玉和硬玉之分，前者以角闪石族矿物中的透闪石、阳起石为主，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一种含水的钙镁硅酸盐。这些软玉占到了中国史前玉石使用量的绝大部分。硬玉则以辉石族矿物为主，其中的代表翡翠，要到很晚的时代才被中国人所熟悉、使用。

7.就像当年周穆王的祖先因为十对玉璧开始为商朝效力，并最终推翻商人的统治一样，周穆王用于买马的这些经费，可能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利用这些玉璧，周人从西北人群中为自己招募了不少守卫边境的部队。后来，也许是因为对周人给出的价格有所不满，或者因为征调、派遣的任务过于繁重，总之，西北的犬戎部落第一个起来反对周王。要知道，犬戎可是当年周穆王的买马路上，最拥护他的群体之一。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可能就是周王后来用来买马的玉璧价格不够优厚。犬戎的反抗迫使周王做出调整，开始让另外一些来自渭水上游的西戎部落，替代犬戎为王室供应马匹。从这些来自西戎的部落中，诞生了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的祖先。

8.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使用的主要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还因为中间的方孔，又被称作“孔方兄”。尽管大小尺寸和上面的年号有所不同，但它的基本形状是一样的。铜钱就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流行的。而秦国之所以铸造这样的货币，大概是为了纪念改变他们祖先命运的玉璧。秦国人最初铸造的货币，其实是一种圆形圆孔的圜钱，就像缩小版的玉璧。后来之所以演变成了圆形方孔钱，是因为浇铸技术出现后，同一批铜钱都是从一个模具中浇铸出来的。为了集中打磨铜钱的边缘，中间要插一根用于固定的棍子，圆孔中插的棍子容易滑动，索性就把圆孔改成了方孔。这种纯技术的因素，最终确定了圆形方孔钱的形状。但是，这也难以改变铜钱和玉璧的相似之处。

9.对于玉石的货币价值，管仲还作了重要总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这里说的“刀布”，就是齐国当时通用的铜铸钱币，相比珠玉、黄金，它的价值是最低的。怪不得在春秋战国时代，有那么多关于玉璧的故事流传，比如著名的“和氏璧”故事。这些著名的玉石、玉璧，都体现了它们原来的货币属性。

10.《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玉德比君子，生了儿子得让他用小手摸弄一下玉璋，久而久之生儿子就被称为“弄璋”了。而生女儿称作“弄瓦”，瓦是纺砖，古代妇女纺织所用。

11.从中国著名的四大名玉产地来看，岫岩玉的辽宁辽东半岛、独山玉的河南南阳、蓝田玉的陕西关中，以及和田玉的新疆和田，都曾经是古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12.《周礼》中说的“六器”对应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六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区域流行的玉石货币的形状。

辨：《周礼》成书有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之说，此处的当时，若在西周之后，则应当是当时人对前代的记忆与当时现状结合而成的印象，而不完全如作者假设的那样。

13.青铜器就是用铜、锡、锌这三种金属的合金制成的器物。纯铜的颜色是红色的，性质比较软，加入另外两种金属，不但增加了铜的硬度，也改变了它的光泽。其中，铜是主要成分，占百分之八十；锡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锌很少；有的还包含一些铅。青铜器刚制成时的颜色，是比黄铜色还浅一些的金黄色，光泽度非常好。只不过因为埋藏在地下，时间久了经过氧化，出土时变成了铜绿色，才有了青铜这个名称。如果进行除锈处理，还是可以还原成黄澄澄的色彩的。

14.铜矿石虽然产自南方的古铜矿，但商周青铜器是在北方铸造的。那么，这些铜矿原料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历程，就构成了一部商周时代的历史。

15.吴、越两国，几乎垄断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所有青铜宝剑的传说，成为春秋名剑主要的供应商。今天在中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十几把吴王剑、越王剑，山西、山东、湖北、安徽都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年吴国的外交大使、王子季札，带着本国特产青铜剑周游北方列国。他为什么把宝剑留在北方？道理很简单，作为吴国大使，总要兼顾对外贸易，吴国青铜剑的主要市场在北方，把样品给北方的国君，自然就是一种无声的推广，对吴国青铜兵器的销路有莫大的好处。

释：对于青铜器南方出土多于北方，作者解释道，周王室对铜矿资源十分渴求，所以与荆人常年征战，之后又派亲近部落楚族去做诸侯，争夺矿产。楚于是征服周边产矿的部族，使得这些部族奔逃到吴地，于是吴楚便有了世仇。为了阻止楚国东扩，吴人努力沟通北方国家，把自己的青铜兵器提供给北方，以获取后者的经济和技术支持。

16.缺乏战马可供驱驰，也没有铜兵器用以御敌，周王室被犬戎攻破。而站在犬戎背后的，则是全面接手王室铜、马专营的秦、楚两国。铜、马的匮乏，是王室经济的真实一面，也是今天几乎没有什么西周末期的青铜重器出土的原因。

17.楚国的衰败和中国青铜时代的落幕一同到来。战国后期，由于战争频仍，原本可以铸造青铜彝器的铜料大都被制成了兵器，表面上的文字和纹饰大大减少。楚国受到的致命一击是，资源分布更广的铁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北方各国逐渐普及铁器，铜矿原料的交换价值迅速下降。经济上，主要依靠青铜兵器出口的吴、越两国先后消亡。曾经占据江南大部分疆域的楚国，也随着铜料价格的大幅跳水而走向没落。

（战国）楚国全盛期疆域图

18.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用作结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代表的可能并不是虚设的敬语修辞，而指的是具体用处，即周王将铜料铸成宝鼎等重器赐给臣下后，相当于给予后者一笔真实的财产，臣下有不时之需时可以将其熔化，以小块铜锭进行交易，而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将铜鼎、铜簋代代相传。

议：可以进一步寻找诸侯将赐予的青铜器转赠、熔化的实例佐证此观点。私以为倘若可以熔化，或许也可以直接以铜器原件进行交易，但若出卖赐物有违国法，从隐蔽性来看，熔化再分批交易就显得有些可信了。

19.战国时期的著作《列子》中的《汤问》篇提到了五座神山，分别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和蓬莱。前两座神山后来沉没了，只剩下方壶、瀛洲和蓬莱三座。方壶、瀛洲和蓬莱这三座传说中的仙山，被统称为博山。而以这些神山为原型制作的模型，自然就被称作博山炉了。

20.在古代的华南、华东，有一种观念，人死了以后，死者的灵魂不会消散，它们会生活在生者附近的高山上，尤其是云雾缭绕的山尖。它们时不时还会回到自己的后代身边，看一看后人的生活。比如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把自家死者之灵从山顶的云雾世界邀请回来，等节庆欢度结束，再把它们送走。古代华南地区高山上的悬棺葬，大致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实践。这些想象出来的灵魂，既是人们的祖先，又是一群永远生活在幸福天堂里的“仙人”。这就是“神仙”观念的原始形态——世界上本没有神仙，祖先去世的多了，就有了神仙。

秦始皇寻找神仙是为了长生不老，但他把东部地区人们头脑中祖先安息的永恒彼岸，当作了真实存在的现实仙境，这注定了他的徒劳无功。

21.我们今天看到的博山炉，大多来自西汉诸侯的墓葬，博山炉大概能代表当时上层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追求。汉代后期，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大部分铜料都被拿去铸造铜钱了。东汉及以后制成的博山炉多是陶瓷的，失去了原先的那种神韵，或许让神仙的法力也下降了不少。

（东汉）陶博山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22.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为秦汉时代带来了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从一开始对“仙界”物产的热衷（天马），到最后和“神仙”关系的变化（以武力手段对待天马的拥有者），不管是造成了国家财富的迅速流失也好，还是为中国引入了更多外界联系和产品也罢，这些活动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原王朝本身的发展轨迹。这些迷你版的神山，也并非毫无用处。通过它们，我们知道了中国古人想象中的天堂模样。在这之前，对于这个神仙世界，都只有模糊的文字描写，现在被汉代的工匠用立体的形象表现了出来；而且，从这座海上神山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基本定型，以后包括绘画、雕塑、园林，甚至地毯编织在内所有的平面和造型艺术，全都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浓缩在博山炉中的神仙世界，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深远。

23.在汉代，尤其是西汉，最有名的武将，不管是战功显赫，还是留有瑕疵，以李姓居多。

注：两汉、三国时期，李姓人又在许多地方开辟出新的聚居点。西汉时，李姓有徙居今山东、江西者，如李耳裔孙李解，因在胶西国做官，留居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南)；更始初任军师将军的李淑为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到东汉、三国时，李姓有更多的人走向四面八方，向东北已发展至今辽宁一带，如东汉时率乡勇抗击海贼的李久为辽东(今辽宁辽阳)人；向西北已发展至今宁夏一带，如东汉末三国时期大司马车骑将军李傕为北地(今宁夏、甘肃一带)人；向东南又发展至今江苏，如东汉时善风角占候之术的李南为句容(今属江苏)人；向南已发展至今广东、湖南、湖北，如东汉时交趾刺史李进为高要(今属广东)人，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为襄阳(今属湖北)人；向西南已发展至今云南，如三国时蜀汉兴亭侯李恢为俞元(在今云南澄江县境)人。

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土族制度。在这个任人以“家世”为重的时代，“士族”行列裏没有李姓。东晋、南朝时期，排列士族姓氏等级，把北方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在一郡之内的大姓望族称为郡姓，列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因为士族门第大抵是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能谈论、有文章等各种因素构成的，说明李姓已经崛起。但是，这里所列的大姓仅限于“山东”地区，说明当时李姓还不是全国的大姓。十六国时，先後出现了两个李姓政权——大成国和西凉国，从而提高了李姓声望。

——《李氏家族迁徙史》[1]

24.自东汉以来，汉朝的边防将领开始有意识地把这些同样骑马放牧的人群武装起来，鼓励他们和汉朝军队一起进攻北匈奴。就这样，汉朝赢得了对匈奴的压倒性优势，匈奴部落不断向汉朝投降，在汉朝定居。

25.原来的乌桓和鲜卑，只是一些一百多人的小型部落，他们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可能比这个规模还要小。但在东汉政府，以及历届护乌桓校尉的鼓励下，他们在短短一百年里，就演变为上万人的部落国家的雏形。这完全是汉朝的基本政策产生的必然结果。

26.鼓励鲜卑和乌桓进攻匈奴，为东汉节省了大量开支。这让东汉既不用担心劳动力减少，也不用操心往战地运送粮草的开支，只需要准备不算太多的赏钱就行了。

书友“马永祥”评：花钱总比流血划算，况且不需要专门派人当兵，也不需要帝国专门安排物资的运输，采用高效的商业性运输就能满足需求，最重要的是原有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受到影响。

27.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开始，汉朝以及之后的大部分战争，都发生在自己的边境以内。早先，汉朝政府努力把战火阻挡在疆域之外，先是招募氐羌出征西域，接着征召南匈奴平服叛乱的氐羌，最后“贿赂”鲜卑骑士进剿匈奴。这一切的前提是，汉朝至少能保证自身生产（农业、纺织）区域的稳定输出，用山东、河北的钱粮，去满足雇用氐羌、南匈奴和鲜卑的费用。然而，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以及招募费用的节节攀升，难以应对的华北平民，走上了逃避、叛离之路。

28.陈寅恪先生曾经论证，和王羲之交往最密切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书法名家，另一类就是当时有名的道士，就像他的叔父和岳父一样，而这两类人士其实是高度重合的。东晋流行的道教，是名为“天师道”的上清派，这是东汉末年“太平道”的最新支系。它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鼓励人们通过修行，让灵魂进入上天的仙境之中。

29.在天师道的修行方式中，除了归隐山林外，还有三项具体行动：第一，抄写大量道教经文，积累修为；第二，想象自己遨游玄妙的仙境，并把这些经历用“奋笔疾书”的方式记录下来，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成“草书”；第三，高等级的道教人士，可以为普通信徒书写用于消灾的“符箓”，也就是我们通常调侃的“符咒”“鬼画符”。这种道教符箓今天仍可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论多么复杂的符文，都是“一笔”草成，堪称龙飞凤舞。王羲之家族世代信奉“天师道”，也在教中任职。可以说，练习书法，就像是一种世代流传的家族技能。正是这种大量抄写经文的积累，加上写“符咒”时的行云流水，赋予了王羲之书法那种与众不同的洒脱和飘逸。

符箓秘诀.明嘉靖中期内府朱丝栏钞本

《兰亭集序》王羲之

30.根据道教文献记载，王羲之晚年由于眼睛逐渐失明，已经看不见字，更无法书写。有一种可能是，他长期服用含有硫化汞成分的丹药，导致双目失明，并最终因为重金属中毒而去世。而之所以养鹅，是因为当时的炼丹者认为，食用鹅肉是缓解汞中毒的一种理疗方案。

注：

1.《随息居饮食谱》记载：“鹅肉补虚益气、暖胃生津，能解铅毒。”

2.《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有言：“依医家言，鹅之为物，有解五脏丹毒之功用，基于本草列为上品，则其重视可知。”在这篇文章中写鹅肉能解五脏的毒，而五石散毒正好侵蚀五脏，而且鹅肉性凉，吃了可祛热。

31.在平城通往塞外的山崖上有一座石窟，即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另外三座分别是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石窟。云冈石窟不是四大石窟中最早建成的，但是是规模最大的。这四座石窟的开凿顺序依次是自西向东，从敦煌到麦积山，再到云冈，最后才是龙门，符合佛教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传播的进程。

32.按照今天对佛教寺院的研究发现，佛寺最初源自一些著名苦行僧的坟墓。他们生前会在洞窟中苦修。这些洞窟往往在山岩上挖掘而成，为了避免塌方，开凿者会学习古代采石匠的技艺，在洞窟中央留下一段石柱，使之成为洞窟的天然支撑物。这些苦行僧去世后，追随者会把他们的形象用塑像的形式再现，把他们生前的种种事迹刻画在岩石上，尤其是洞窟中央的石柱上。这些充满苦修者生活信息的山洞，就成为石窟的最初形式，而中央石柱则演变为我们后来所熟悉的佛塔（梵语称作窣堵波）。这些佛像由于雕凿在自然界的山体上，与山石浑然一体，所以无法移动。信奉者无法先建寺院后建佛像，所以只能先在山体上开凿巨型石龛，然后向外搭建屋檐，这种形式的石窟称作佛殿窟。而相应修建的大殿以及僧舍等建筑的寺院，则被称作石窟寺。

33.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在于，佛教还具有一种轮回观念。借此，它修正了彼岸世界所带来的现实疏离感——之前已经离开此岸的著名修行者，会重新降生到这个世界，使当下变成一个真实的佛的国度。

34.在南方和北方同时蔓延的佛教，对于南北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用。南方佛教尽管有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记忆，但无论是天台宗还是净土宗，都选择将彼岸世界作为自己的解脱，远离了当下的世俗生活。因为佛教寄托了人们逃避现实去往极乐世界的愿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俗政府的统治，降低了社会的生产能力。这就是南朝各代在信奉佛教，大规模开建寺院后，实力逐渐削弱，无法有力抵抗北朝的原因之一。

而北朝佛教“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的观念，直接决定了将佛教与现实生活结合的愿望。自从北魏开始建造云冈石窟，完成昙曜五窟后，北朝社会的整体气氛有了显著改变。信奉佛教不再是一件逃避现实、追求来生的事，所有的修行都在今生有了结果和回报。在最初五窟开凿后，云冈石窟之所以不断扩大规模，绵延百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已经不仅是官方行为，而且是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富裕百姓都积极投身的一场全民运动。石窟成为个人能力得到旌表的一张公开的“排行榜”。与其说北魏云冈石窟是人们想象中的西天景象，不如说这是一幅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北魏众生写实图。

35.除了一佛、二佛的造像外，中国石窟和寺庙中还经常有三座佛像并存的结构。从云冈石窟中的造像可以得知，这种结构又可细分为两类，即按照时间划分的竖三世佛，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按照空间划分的横三世佛，分别代表东方净琉璃世界、婆娑世界和西方极乐世界。它们的共同点是，居于中间位置的都是释迦牟尼（现在世、婆娑世界）。

36.南北朝双方都信奉佛教，但对佛教的不同解读，对两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南朝佛教令国民远离现实，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而北朝佛教既有前者的一面，也存在与现实结合的一面，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转变，从而凝聚了从上到下的全体国民，增强了社会的生产能力，为北朝最后的胜利，打下了精神和组织上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具有积极意义。

37.在中国的史书中，双边对等的贸易活动往往被表述为朝贡。实际上，突厥的马匹并不是免费赠送的，隋唐王朝一直需要花大价钱才能购得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而用于购买马匹的资金，就是汉地特产的“绢帛”，也就是广义上的平纹丝绸织物。

评：在大中华语境下，常体现双边贸易之不对等，上赐下奉，地位分明，是以不得不作详细之分析，跳出王朝政治语言的光环去考量经济之得失，并考察时人对贸易之看法，是否如官方一致。只图政治优越感的经济往来，显然是不明智不实际的。但当轴者宣传如此，所想亦复如是乎？所谓朝贡，自然是以己度人，以主待客；但各取所需，也未必太在意些小折损，这样达成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多重作用下的平等，在国富民强之时益处颇多；但若江河日下，为维持政治上虚伪的不对等，造成经济上的实际不对等，又是得不偿失的。但政治平等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并不是朝夕间可以弥补上的。

38.在从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上，丝绸从来不是以货物的形式出现的。汉地王朝把丝绸当作酬劳发放给自己的兵卒或者来自草原的雇佣军，丝绸相当于给他们的工钱，而草原部落通过物品交换，又将其还原成纺织品，流入西方世界。这便有了“丝绸之路”。

议：丝绸不是作为商品来直接买卖，而是作为雇佣的工资来发放，而流通手段则主要在于游牧部落的以物易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之于丝绸之路，更多是作为丝绸启程的背景而不是开端。这样，以丝绸命名的商路最终却不是以丝绸作为主要买卖商品，这样的丝绸之路，就有些不自在了，好像阿拉伯数字并非阿拉伯人发明一样，但更可叹在于我们竟连传播者都算不上。姑妄言之，且待进一步考证。

39.起初，茶叶只是喝茶过程中的一部分内容，因为早期的茶水里，不仅有茶叶，还有葱、姜、红枣、橘子皮、薄荷叶、茱萸的果实，等等。

40.和陆羽差不多同时期的邢州刺史封演写过一本《封氏闻见录》，书中专门提到，在当时的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高僧，严格遵守佛教过午不食的规定，但晚上并没有精神萎靡，反而修行得更加厉害。原来，虽然他中午以后不再进食，但可以通过喝茶来提神。这个神奇的故事很快就在佛教界传开了。巧合的是，陆羽就是在寺院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很可能对茶叶中的茶碱能够刺激中枢神经，使人保持兴奋，从而促进佛教修炼有所体验。他提出打破传统，不在茶里加入葱姜、红枣、橘皮，而改用清茶的喝茶方式，也很可能和佛教修行中只能喝水而不能摄入食物的饮食习惯有关。另外，他还特别强调，喝茶所贵的是头三碗，不宜加水多次冲泡。这与其说是重视茶香，不如说和茶水中茶碱的浓度有关。

41.直到《茶经》完成不久后，茶叶市场迅速出现。当时最有名的茶市，莫过于饶州的浮梁，也就是今天江西景德镇市的浮梁县，当时的景德镇还只是浮梁下面的一个市镇。浮梁茶叶的知名度，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为证：“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42.中原各地商人买卖的茶叶，有很大一部分也流入了周边地区。唐朝的外围还有吐蕃、党项等许多民族，他们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从起初的对外扩张到后期生产乏力，进而向内坍塌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一如既往地成了民众的精神选择。可以想见，茶叶的妙用也很快为他们所知。

43.由于茶马贸易的场所都在中国的北方或西北，为了节省茶叶的运输成本，唐朝政府也把茶园从赣东北、皖南，迁到了陕西、四川等地。

44.唐代人喜欢喝工夫茶，所以通透的越窑青瓷受到追捧，成为首屈一指的瓷界精品，把原本“类玉”的邢窑白瓷给比了下去。

到了宋代，喝茶方式有所转变。宋朝人喜欢把茶叶加工成茶膏，进行“斗茶”。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