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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上海青浦主持长达15年的数学教育改革实验，并进行了近十年的后续研究。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是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兼任上海及全国教育科研、课程改革、教师教育等领域的多种职务。主要著述有《学会教学》《教学实验论》《当代教学策略》《寻找中间地带》《教学改革的行动与诠释》，主编《21世纪数学教育探索》《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等丛书。
顾泠沅教授
《吕型伟教育文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年8月出版
吕型伟著
已经进入喜好回忆往事的年岁。比如我的三位导师（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教授和上海市教委的老领导吕型伟教授），我的一生得益于三位名师的指点：苏步青教授严谨的治学风格，刘佛年教授民主宽容的大家风范和吕型伟教授实在、求实的科学态度。
三老先后生于上世纪初叶，时逢我国社会境脉几经起落、教育格局历尽变更的躁动之年。他们的人生跌宕多姿，他们的造诣崭远感人。论为学的精要，大气而鼎新；究处事的基本，勤谨而和缓。他们三位对后辈有严正的教诲，也有半开玩笑的闲聊。这里的记叙，有论说也有谈笑，虚实兼陈，为的是汁味如旧、葆其真态，留下些许生命的实感。由此出发，奢望在大师的一呼一吸、吞吐开阖之间，诠读教育的信条，抵防今天日见浮躁、拘腐且大肆流行的时病。
吕老从教70余年，当年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从教师到校长、局长，吕老始终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学校第一线。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他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后称“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共绵延5个五年规划，这是基础教育承续25年的大型研究项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从“七五”到“十一五”均被列为教育部重点项目。其间我跟随吕老做研究共有27年。
该课题缘起于年在北戴河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与会专家提出，中国这么大，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但却没有自己的基础教育整体改革研究的成果。后经申报和评议，最终领导小组确定由吕型伟和叶立群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这一项目，年11月正式立项。年开始，经吕老提议，由我与吕达共同主持课题研究工作。年课题组发展为分布在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近60所中小学（幼儿园）和6家教育社团、研究机构或教师进修院校的大型组织。是吕老教会了我脚踏实地地搞事业。
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吕老一生，始终把教育视为未来的事业。他赞成这样的看法，20世纪是物的世纪，21世纪是人的世纪，因此强调人文精神的回归，强调人的自主创新，有个性才有创造，不能在划一与规范中泯灭了学生的创造性。
吕老心地坦荡，德高望重。我曾问他有没有仇人，他说几乎没有，“文革”中说起一点，但付之一笑，决不是私仇。老子说，人的至高境界在于“和而不同，为而不争。勤而习之，宠辱不惊”。我想这也是吕老做人处事的坐标。
鲜明个性，针砭时弊吕老坚持“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的鲜明个性，在节骨眼上敢于指摘时弊，机锋所向，锐不可当：20世纪80年代，针对学校教育“划一主义”“一刀切”和“重智轻德”的突出问题，提出“开发潜能、发展个性”和“教育社会化”的主张，那时大谈个性，真要有点胆量。接着，面对素质教育大潮中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等潜流，及时挑明其中的浮夸、浮躁、浮肿和盲目“多动”症状，疾呼基础教育要返璞归真。
吕老所写文章一般篇幅不长，但都是“干货”，个人见解十分独到而精辟，与拿来主义做学问泾渭分明，他对学校改革的话语，希望平直而有深度，解决真问题。
工作、生活中的诙谐情趣吕老高龄之后，还常开玩笑，豁达、乐观是他的长寿之道。又如外国人问他中国人为什么很聪明，吕老答“因为从小用筷子”。我们问他为什么我们是黄皮肤，吕老答“上帝用陶土造人放在火上烤，有的烤糊了，有的没烤熟，我们刚刚好”。大家在捧腹之余，领略其机敏。
千禧之年，吕老对自己一辈子工作的评价是：第一，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第二，做了不少蠢事、一些错事；第三，我还在探索。每一句都绝无虚辞。
始终惦记明天的学校年底，吕老历数十种必须克服的现象，比如：学校规划求大求全，说了不少空话套话；缺乏个性，不能解决问题；教改赶时髦、翻花样，流于形式、止于表面，没有认定方向扎扎实实下功夫；只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谈问题，缺少两点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功劳薄，追求奖状、奖杯、锦旗、证书，其实奖励也在贬值；教育科研急功近利，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包装粉饰之意，有的甚至捉刀代笔，不少老师已经看破红尘……
新世纪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他指出的旧貌可能已有改观。可是思想者永远是孤独的，年事已高的吕老又站在新的历史平台，发觉更为深沉的弊病，思索更机敏的策略，他总是有话要说……，真是一种永不到头的惦记。
岂止是一种研究方法吕老指导学校科研的思路独特。他凭借常年工作体会，采用“摸石头过河”的群众路线办法——开发潜能、发展个性和教育社会化作为过河的目标，而过河的途径则不拘一格、各自创造。这样的研究会招致缺乏理性预设、没有控制实证的责难。上世纪末，迈克·富兰说“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目标的历程，没有预定的路线图，其途径不能强制，因此才充满了探索的兴奋”。吕老风趣地说：“这哪是富兰的，明明是我吕型伟自己走的路，这叫播种一片森林，让每棵树自由生长。”
从课题研究早期开始，吕老就指出，既要从学校内部寻找进步的方向，还要从教育之外看教育，比如社会文化、市场经济、脑科学与电脑革命带来的影响等。
吕老晚年，我经常聆听他对自己的诘问：摸石头过河，石头在哪里？于是他大力提倡学习——学点教育史（包括赫尔巴特和杜威），回眸建国后几十年我们究竟在探究什么？既从学校内部寻找进步方向（深层趋势），还从教育之外看教育（社会驱动力），得出四对矛盾：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需要，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全面发展）和个性差异，书本知识和实践，教师本位与学生本位。
从四对矛盾的历史漩涡中寻找中间地带。我们课题组在 一、摸石头过河的实践路线，
二、用学习的力量避免盲目，
三、看懂现在就是面向未来。
这是对吕老“藏往知来”大智慧在方法论层面的一种揣摩。刚说完这三句话，吕老眼睛一亮，很勉强地侧身坐起，严肃地说：“这三句话的意思我讲过，它们不是孤立的，应该是一个体系。”吕老的思维突然清澈如明镜，令我们都惊呆了。三天后，在25年总课题的结题大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三句话虽然不是具体的方法，但却是面向未来学校研究的方法指南。它超越了方法本身，既是实务中的反思，又是行动中的前瞻。
学习力量推动下的扎根研究，可以说这是课题组在20多年的实践摸索中所形成的自己的方法论。这里的“扎根”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深入学校的实际状况开展研究，一个是研究的最终指向就是改进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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