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的最好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
全家福、什锦菜

　　全家福象征团圆，是老南京年夜饭上的一道必吃大菜，一锅热气腾腾的香浓鸡汤里，有大虾、鱼丸、虾丸、皮肚等荤菜，也有青菜、笋子等蔬菜，无比鲜美，全家人一起享用，很有团圆气氛。

　　《金陵岁时记》记载了南京人除夕的“十景菜”(也叫什锦菜)，人们以酱姜、黄瓜、胡萝卜、金针菇、木耳、冬笋、白芹、酱油干、百叶、面筋十种，细切成丝，以油炒之，这就是所谓的“十景”。这些菜都有着美好的寓意：黄瓜，象征瓜瓜连连、子孙蔓延;冬笋，象征雨后春笋节节高;百叶，象征百依百顺样样顺，都是要讨个吉利的口彩。现在的什锦菜已经不止10种了，甚至多达16-18种，增加了藕，象征路路通;黄豆芽，象征如意;荠菜，象征聚财;马齿苋，南京又称安乐菜，象征平安喜乐。

　　首先必不可少的是烟熏火燎得富有湖南风情的腊鱼腊肉，而且舶来的生猛海鲜也丰富了湘菜谱，但作为主菜的桃源大种鸡仍然唱着年饭的主角，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缭绕着诱人的香味。更有韵味的是从湘资沅澧四水游来安卧在椭圆形瓷盘里的一尾尾鲤鱼，人们却不着一叉一筷，并非味道不好，而是预示着“年年有余(鱼)”的吉祥。

　　一条1公斤的大鲤鱼，一个3公斤左右的大肘子――这是湖南地区过年的必备年菜，俗称“团年鱼”和“团年肘子”，而“团年”，顾名思义，也就是“团团圆圆又一年，辞旧岁迎新年”之意。肘子之外，除夕夜还一定会吃鸡、肉、鱼等，而且得是大鱼大肉。凉菜和烧菜，脱不了的还是个“辣”字：拿红辣椒和剁辣椒炒腊肉、腊肠、圆子、腊牛肉，拿香菜和辣椒拌腊鱼肉、猪耳朵，再加上几种蔬菜――必有青菜，寓意全家人新年和和气气，事业欣欣向荣。

过年吃饺子，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过年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老年人过去常说，好吃莫如饺子，舒坦莫如倒着(睡觉)，饺子就酒，越哈(喝)越有。“初一饺子初二面”。大年初一，这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吃饺子。民俗专家介绍说，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明清以来除夕的食俗，南方和北方有了明显的差别。北方除夕夜多包饺子吃，以谐音取“更岁交子”的意思。为了讨吉利，北方人往往把硬币、糖、花生、枣子、栗子和肉馅等，一齐包入新年的饺子内。放糖的，用意是吃了新年日子甜美;放花生的，用意是吃了人可长寿;还有一只饺子中放一枚硬币的，用意是谁吃到了就“财运亨通”。饺子形似元宝，新年时面条和饺子同煮，叫做“金丝穿元宝”。年夜饭除了吃饺子，在北方，流行大年三十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

　　一是按照古代的习俗，饺子是过年祭祀后食用的食品。过年时，讲究守岁时包，辞岁时吃，即到子时吃，此时为两年之交、迎新辞旧的时刻，具有特殊意义，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预示新的一年里交上好运。二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喜气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

旧时瑶族节日风俗。流行于广西灌阳县。农历十二月，每户交两斤米给头人酿酒。正月初一，再交猪肉半斤、豆腐两块，蒜苗一根，派一男子参加酒会，称为“吃贺年酒”。由头人主持。旧年添了人口的人家，抱着孩子，带上一壶酒、两块豆腐、一块猪肉，来向大家拜年。以后村里分东西就有小孩的一份。

广东潮州一带，春节第一餐喝茨实、莲子等熬成的“五果汤”，寓意“生活甜美，源远流长”之意。

　　五果汤是广东省传统小吃之一，人们最爱的传统宵夜之一。同时也是民间的传统保健食品。潮俗以桂圆、白果、莲子、薏米、百合为补中健脾食物，合煮为甜汤，入秋后多吃，称为五果汤。

　　正月初一早上，在浙江省洞头岛上至今还保留了一种叫拜茶的习俗。拜茶即以红枣、桂圆、年糕等煮成甜茶谓"红枣茶"，取其吉利之意：红枣--日子越过越红火，桂圆--合家团圆、平安顺利，年糕--步步登高。"拜茶"分两部分：一是拜祖宗，盛小碗，供于灶神像前；二是拜灶神，都要焚香燃烛、烧金纸、放鞭炮。拜茶之后，全家每人各盛一碗喝。因新年第一餐是喝汤的，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或出门在外，或在家干活儿，若遇雨受阻，人们便会以"正月初一喝汤的"这话自嘲。喝过茶后，还要再烧线面吃，俗谓"长寿面"，既是图吉利，祝愿全家老小长命百岁，又因喝茶不够饱，作为添食，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蒙古族五更吃饺子、放鞭炮与汉族同。此外，除夕要吃“手把肉”，以示合家团圆。初一凌晨晚辈向长辈敬“辞岁酒”，然后青年男女跨上梭马，骑串蒙古包，先给长辈们叩头祝愿，接着喝酒跳舞，随后串包男女还利用这一机会廷行赛马比赛。

馄饨，俗称“元宝汤”。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实际上是把买来的粗糙印刷品焚化了事。这天中午要吃馄饨，俗称"元宝汤"。祭祀的供品用鱼和羊肉。

　　一般元宝汤的馅儿有两种：一是以猪肉、菠菜、青韭为馅。一种是以羊肉、白菜为馅。

在黄河入海口一带，民间有“份子酒”的习俗。所谓“份子酒”，就是邻里、朋友相邀，凑上酒、菜或钱，聚在一起畅饮。有时是以礼仪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是民间交往活动。“份子酒”有多种形式，大体可分为节日“份子酒”、会友“份子酒”、喜庆“份子酒”，特点是以“凑份子”为标志。

　　份子酒多是在春节和中秋节，春节期间最为热烈。喝年夜酒时人们按岁数大小划分成不同的圈子，各自带上最好的酒和菜，聚众欢饮。酒菜是现成的，主人为了表示热情，总是再多炒几个菜，显露自己的烹调技艺。一番说笑评论之后，按辈分入座，招呼一声就喝了起来。酒场上，中老年人喝得平和怀旧，边喝边聊，谈论往事、故友、农事，感叹岁月易失。年轻的小伙子们就不同了，几巡酒过后，气氛更加热烈。酒令升格，小盅子换成了大茶碗。喝到兴头上，爱逞强的小伙子们一对一地比试酒量，拿起酒瓶子对饮，当地人管这种喝法叫“吹喇叭”。这么一闹腾，不一会就有几个醉的了。过春节不出几个醉汉人们反而觉得不热闹，没有年味。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现主要聚居在四川阿坝州境内的茂县、汶川、理县以及松潘部分地区。羌年节于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庆典，一般为3-5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十月初十。按民间习俗，过羌年时还愿敬神，要敬祭天神、山神和地盘业主(寨神)。全寨人要吃团圆饭、喝咂洒、跳莎朗，直到尽欢而散。整个活动仪式由“许”主持，咂酒则由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坛。节日期间亲朋好友可互道祝贺，相互迎请。

　　客家人对农历新年极为重视。家家户户挂彩灯、贴门神，并在粮仓、家禽牲畜圈上贴写吉祥的语言，以示来年的丰收吉祥。有条件的客家乡镇从正月到二月要耍灯舞，灯的种类有龙灯、狮灯、蚌灯等，这是客家人在原籍的彩灯习俗流传至今。此外，还要举行大型庆典活动--舞龙，有彩龙、火龙、水龙、脱节龙和和上川龙之分。

　　灯会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每逢过年过节时很多地方都有挂灯笼、办灯会的传统。而对爱热闹、尚祥和的四川人来说，过年不可无“灯”，灯会成了川人过年不可少的“年货”。因此之故，四川灯会历史悠久，水平高，被誉为“天下第一灯”、“中国灯会之首”。尤其是成都灯会和自贡灯会，气势之磅礴、构思之奇巧、工艺之精湛、地方风情之浓郁，成了中国地方灯会之翘楚。

　　庙会，就是在宗庙祭祀的地方进行聚会、祭神、娱乐、购物等等的活动。中国庙会是从古代严肃的宗庙祭祀和社祭及民间的信仰中孕育诞生。

　　庙在古代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黄帝、帝喾、尧、舜、禹、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

　　社祭是中国庙会产生的主源。远古时的人类处于幼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先民们对人类的生死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不能理解，不能抗拒，只能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主宰它，于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当社会生产由渔猎转入农耕，土地便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渴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驱鬼逐疫的祈禳性祭祀活动便产生了。

　　庙会祭祀神仙的种类繁多。根据已经调查到的资料来看：

　　一是祖先崇拜对象。如三皇、伏羲、女娲等。

　　二是道教神灵崇拜。玉皇、王母、太上老君、真武大帝、王灵官、天地水三官、火神、文昌、奎星等。

　　三是佛教神灵崇拜。如来（释迦牟尼），大肚弥勒佛、观音、文殊、普贤、十八罗汉等。

　　四是英雄崇拜。孙悟空（齐天大圣）、关云长等。

　　五是祈子庙会。送子娘娘、骊山老母、尧山圣母、石婆等。

　　六是祈安求富。城隍、妈祖、药王孙思邈、财神等。

　　庙会文化内涵体现的是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宗教信仰，最本质的是祈求生命和健康，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倡孝扬善、祛灾避凶。”农耕文化从根本上讲是小生产者文化，是落后的、弱势的经济文化。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普通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对自然神、图腾、祖先的崇拜上。在“天人合一”和“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出现的有关神灵的崇拜和仪式，构成了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先民们在“生命与健康”、“倡孝扬善、祛灾避凶”等观念的支配下，善待一切、关爱一切。比如“中元节”是道教的倡善日、佛教的倡孝日；“腊八节”人们用腊八粥不仅要敬献祖先、神灵、动植物、甚至自家门前的一块石头。中华民族是博爱宽厚、最重情感的一个民族，从庙会节庆文化活动中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庙会和节庆是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两个大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空间。庙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祭祀祖先到祭祀神灵，从娱神到娱人的演变过程。庙会活动越来越受到政府的认可和高度重视，而作为庙会文化活动的主体——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是愈来愈高，这是庙会的发展趋势。在全国，尤其是陕西，在申请非遗保护中，庙会的申遗越来越多。这也使得民间对庙会产生了更大的热情和兴趣。

　　了解庙会的起源发展，挖掘它的文化内涵，研究它的发展走向，使庙会文化更加凸显它的当代价值。

　　“社”，古指土地神。《说文解字》：“社，地主也。社者，土地之王。”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辩·第一册首序》中是这样记述“社”的：“社是土地之神，从天子到庶民立有不等的社……乡村祭神的结会，迎神送崇的庙会，朝顶进香的香会，都是社会的变相。”周代，王为群姓立社，称为太社，自为立社，称为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称为国社，自为立社，称为侯社。百姓二十五家为里，里各立社，称为民社或里社。民众向社神祈求风调雨顺，就要进行社祭。祭神时总少不了舞蹈、音乐。《周礼·春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同祗，土地神）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这对后世庙会上祭神、娱神以至娱人的活动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商周时期，庙会是一种不自觉的活动。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汉代以后，庙逐渐成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有贡献的英雄人物。这实际上体现了从祖先崇拜到英雄崇拜的嬗变过程。

高跷表演俗称“踩高跷”，据传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起源有多种说法，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古代人采摘果实和捕鱼生活有关。古代儿童用的简单高跷，也称为竹马，“青梅竹马”的典故即出于此。　

　　高跷表演的主要道具是“脚跷”。这种“脚跷”实际上就是结实的条木，高则2米，低则0.3米，上有木托。“脚跷”绑在表演者的腿上，即可进行表演。　

　　高跷表演的特点是乡土气息浓厚，表演团队少则三五人，多则三四十人，甚至上百人。依其表演难度，分行进间表演和场地舞台表演。行进间表演时，演员随锣鼓弦乐扭踩或走队形，边唱边演。场地、舞台则主要表演各种高难度的技能动作，如劈叉、空翻、跳高、旋转等。

　　高跷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流行甚广。每逢农历春节和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各地的城镇农村、广场街头，随处可见的高跷表演成为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

　猜灯谜又称打灯谜，是中国独有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一种汉族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从古代就开始流传的元宵节特色活动。每逢农历正月十五，汉族民间都要挂起彩灯，燃放焰火，后来有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的人众多，而后猜谜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灯谜增添节日气氛，展现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灯谜的结构是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即“谜面”、“谜目”和“谜底”。这三个部分缺一不可。“谜面”是告诉猜谜者的条件，也是猜谜者思考的依据；它好比几何学中的“假设”。而“谜目”是限定所猜的是哪类“事务”，是答案所属的范围，它就好比几何学中的“求证”。“谜底”就是答案了。它就象几何学中证明的结果。举个例子说吧“书山有路勤为径”（猜学科的名称）答案是“应用力学”。其中“书山有路勤为径”就是谜面；“学科名”就是谜目；“应用力学”就是谜底。再比如“花褪残红青杏小“（猜一个科技术语）答案是“最新成果”。其中“花褪残红青杏小”是谜面“科技术语”是限定的谜目，而“最新成果”则是此谜的“谜底”了。

　　跑旱船是一种汉族民俗文化。跑时，表演者中有一名“艄公”划桨引船，在前头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动作。而乘船者在表演中，往往是走快速碎步，这样能使船身保持平稳的状态前进，犹如在水面上漂动的船那样，颇为形象地塑造出水面行船的情景。

　　旱船多在乡村农民家中演出，每逢农历春节，它要从农历正月初一活动到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节），它调演的目的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大吉大利。旱船表演人数一般有6-7人，一位女演员立于旱船中，称为“船娘子”，两人手拿“连响”，相当于撑舵人员，还有一人饰演小丑，右手拿一把破蒲扇，左手拿一把桨，鼻子被抹上白色的粉，在旱船周围来回扇动蒲扇，从而引发观众的笑声，其余人在边上敲锣打鼓，伴奏乐器有：大锣、小锣、鼓、镲等，旱船便根据节奏的变化进行表演。开场的一阵锣鼓音乐结束后，拿连响的表演者会穿插表演唱，在旁的伴奏人员也会在每一段内容结束后的最后一个唱词附和着伴唱，但锣鼓声仍不停止。

　　乘船者不止一只船，三、五成群，一线儿排开，与“船公”默契配合，时起时伏，随着“波浪”旋转、颠簸，犹如是水上跑船时的生动画卷。

　　在表演中，一般是一个艄翁引多只船前进，也有的是双公划一只船前进，还有的是多船没有“艄公”而由一只船在前边领头前进。在前进中，要跑出各种平时训练好的套路，起伏波动、生动活泼，吸引着看“红火”和视节庆的人们。

正月十五，除了闹花灯、猜灯谜，吃元宵之外，在我国民间还有耍龙灯、舞狮、踩高跷等习俗。

“耍龙灯”也称“舞龙”，也叫“龙灯舞”。它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耍龙灯”在我国汉代民间就已相当普遍了。唐宋时期的“社火”“舞队”表演中，“耍龙灯”已是常见的表演形式。“耍龙灯”的表演，有“单龙戏珠”和“双龙戏珠”两种。在耍法上，各地风格不一，各具特色。

　　在艺术创作中，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创造，“耍龙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完美、具有相当表演技巧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舞蹈艺术，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舞狮也是元宵节中传统的娱乐活动。舞狮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它起源于三国时期，盛行于南北朝。舞狮在我国有“北方狮子舞”和“南方狮子舞”之分。如今狮子舞不仅在喜庆节日出现，而且还登上了舞台。

　　元宵节，除耍龙灯、舞狮外，我国民间还有“踩高跷”的习俗，即一个个化了装的人，足踩三四尺高的木跷，手执扇子，舞来舞去。

　　跑“旱船”时，一股使用的伴奏乐器是锣、鼓、钹等打击乐器，也有的地方加上一至两支喷呐伴奏、气氛热烈，情绪活跃，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

“亲知邀酌团年酒，儿女同争压岁钱。爆竹千家声未息，天衢车马闹如烟。”清末《燕京岁时杂咏》的这首诗描绘了老北京除夕夜晚时百姓家中及街巷里欢庆大年夜的情景。

　　除夕，古代称“除傩”、“大除”、“大尽”。老北京人称为“岁除”、“除岁”、“大年夜”，俗称“年三十儿”。“除”字本义是“去”，引申为“易”，以新易旧曰除，即交替之意；“夕”字的本义是“日暮”，引申为“夜晚”。“除夕”即含有旧岁到此夕而除，明日即另换新岁之意。

　　守岁，对年长者来说有岁月易逝之感，有珍惜岁月之意。对青少年来说有新芽茁壮之感，有努力奋进之意。守岁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也是对新的一年的憧憬和向往。守岁也体现了家人团聚，共叙亲情，送旧迎新美好的愿景。

　　除夕守岁自古传承着祭祀神祖、压岁钱、团年饭、包饺子、踩岁、放鞭炮、围炉聊天、游乐、猜谜语、打牌、玩升官图等众多习俗。

春联、年画都起源于上古时代的驱鬼习俗。汉魏六朝时代，每至春节，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立桃人，画神茶、郁垒驱鬼。后来发展为门神年画。宋代木版年画开始流行，年画的内容也扩大了，至今仍保存下来的《四美图》就是当时的年画。

　　春联出现在唐代。宋代写春联更加流行。明代贴春联已经普及全国。春联是我国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和书法艺术形式，并流传到韩国等地。春联既表达人们的心愿，又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

　　近几年来，跑旱船在原有基础上又有发展。一些农村里，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摩托车装饰成“旱船”，也有的将自行车装饰成“旱船”，由人驾车，结队前进，在前进中跑出、表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图案，形成各种各样的套路，也十分吸引观众。

新年来到时，在院子里点燃火把、火堆、或炭火盆，在古代称为“庭燎”“烧火盆”“旺相”，现代民间称为“生旺火”或“点发宝柴”。古代的庭燎是为了驱邪，或者祭神祭祖。后来的生旺火已经发展为象征全家兴旺发达，表达美好希望。

　　年，郎世宁画了一幅《弘历雪景行乐图》，表现的正是乾隆皇帝与子女一起过年的情景。乾隆帝面前就放着一个火盆，一个小皇子正在向火盆中放松柏类的小枝当时称为“烧松盆”。

　　现代民间生旺火常常是点燃柴堆或炭堆，火势越旺越好，象征新年全家兴旺。也有用火盆烧松柏桃杏树枝，合家跨火而过，象征燎去旧灾晦，迎来新气象。

古代国家礼仪中的朝正、团拜和民间百姓之间的团拜、拜年是新年期间强化社会关系、亲情关系的重要活动。

　　朝正，也称“贺正”、“元会”，指大臣在新年向皇帝拜贺。周代每逢新年，诸侯要向周天子“朝正”，即朝贺新年。古代士大夫也有用名帖代替亲自上门拜年的习俗，一般视为中国贺年卡的起源，现代贺年卡的使用遍及各个阶层。

　　在家庭内，晚辈清晨起床首先向长辈叩头，并祝愿长辈健康长寿。然后，依次到各个亲戚朋友家向长辈拜年。而长辈则给拜年者压岁钱，祝愿他健康成长。朋友之间也互相上门拜年。如果亲戚朋友多，则拜年活动一直持续很多天。

　　春节的各项活动是从家庭内部，逐步扩大到亲戚之间，和整个社会的。除夕守岁，初一向父母拜年，然后出门给亲戚拜年。再次，向朋友拜年。再后，人们开始逛庙会。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则男女老少一同上街，赏灯、看狂欢游行——高跷、旱船、舞龙、舞狮、秧歌等。所以，春节是一个渗透到社会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次的民族节日。

　　在波峰浪谷、跌宕起伏的岁月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发明与传承了丰富的民俗节物，让我们的年节在充满文化内涵的同时，具有人间趣味与民俗魅力。新年民俗没有因为王朝的代换与政治的兴替而湮没，年节节日物品不仅保持了基本形态，而且不断丰富与扩展，当然也有节物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已经消散，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留下的历史记忆依然鲜活。值得我们追溯与回味。

腊八粥

　　这是年节来到的节物提示，北方民俗“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有“报信的腊八粥”的说法。腊八粥是将果味、豆类与糯米等一起熬制而成，享用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农历十二月初八）。腊八粥起源于古代冬至祭祀的豆糜，传说它与佛祖养生成道也有关系，是僧俗两界共享的节日食品。腊八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宋人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东京寺院与城市平民都在腊八这天享用腊八粥。明清时期腊八食粥成为民俗习惯。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清代北京人将腊八看作重要的日子，提前准备粥料，而且重视生活的美化与情感的表达，用果品雕刻人物与各色仿生形象，以表达人寿年丰的祈求。清晨煮好腊八粥后，首先是祭祀祖先、门神、灶神以及土地之神；然后全家团聚共享，并在亲邻间相互馈送，从此拉开年节亲情汇聚的序幕。寺观也在这时以舍粥的方式联系信众，一些著名寺观在腊八清晨举行舍粥活动，如北京的雍和宫，自清朝以来，年年在庙内摆起大锅熬粥，施舍给信众。杭州的灵隐寺也是如此。腊八粥在传统社会是年节临近时上下共享的第一道食品。

灶糖

　　过了腊八，转眼就到了祭灶日。灶神祭祀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三，明代以前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地区至今多为此日，俗有“军三民四”之说，即驻防的军人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二十四祭灶。灶神祭祀的重要祭品是灶糖。北方民谣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之说。灶糖是用麦芽熬制，粘度高、味道纯正的甜食，糖瓜的味道是新年到来的味道。过年吃麦芽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过年吃“胶牙饧”，不过那时为新年食品，还没有与祭灶活动挂勾。唐宋时期的灶神祭祀还是以酒糟抹灶门的方式进行，明代开始，灶糖成为祭灶的首要祭品。《帝京景物略》称“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说灶君第二天上天朝见玉皇大帝，要汇报所监察人家一年的大事小事，民人奉祀灶神祭品，祈求它“好多说，不好少说”。明人有诗云：“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陈荐夫《祭灶行》）人们希望用甜蜜的灶糖，暖化灶神的心，让灶神在天上汇报人间家事时，多多包涵体谅。清代祭灶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祭品是羹汤灶饭、糖瓜糖饼（《帝京岁时纪胜》）。晚清北京民间灶糖是灶神的唯一祭祀食品，灶糖有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形式。北京大鼓词唱：“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祝赞那灶王老爷降了吉祥。”

　　关于灶糖糖瓜的制作，近人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有一段细致的描述：“麦芽糖刚刚熬成时，是咖啡色的浓浆，从锅中盛出，倒在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变成一大块，好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不过是褐色的。做糖瓜时，把这大块的麦芽糖敲下一大块，放在洒了干粉的案板上加热揉搓，使之变软，慢慢软得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圈，套在一个抹了油的木桩上，再用一个小木棍套上来拉，拉长了再折一转，绞成麻花状再拉，反复多次，说亦奇怪，褐色变成白色了。拉到这种程度时，取下，把粗长的糖条，用手一段段勒细，成葫芦腰状，稍冷，把细腰处快刀切断，变成倭瓜样的糖瓜了，多好玩呢？”灶糖是小儿女的最爱，也是成年男女的甜蜜新年记忆。

桃符、春联

　　岁首新年是年度循环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在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有多种方式护佑我们顺利通过。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

　　桃符，是家庭门户守护牌，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剬百鬼，故作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玉烛宝典》引《万典术》）。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压邪制鬼的神奇灵力，故号称“仙木”。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称为桃梗，以为守门的护卫。后来神荼、郁垒的门神形象，很可能由此生发。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书写，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宋人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我们对宋代流行的桃符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它是一块较大的图文并茂的特制桃板，上面画有神灵、神兽的形象，下面左右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些图像文字是自汉代以来门户预防鬼邪的惯例。但具历史启示意义的是，宋代桃符上开始书写“春词”或“祝祷之语”。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在岁首新年，家室门口挂上迎春祈福的桃符，对于百姓来说是重要的信仰行为与心理期待。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有《元日》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的新旧置换，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寒冬过去，新春来临。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他在桃板上撰写了“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宋史·五行志》亦有：“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新年桃符词需要翰林题写，可见对桃符上文辞的雅意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这是皇家的作派。普通人大约文辞工整即可。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黄谦之题桃符板，句云：‘宜人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看来宋朝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的风气，由皇宫扩展到民间，由此逐渐占居桃符的主导位置，这也是后人“春联者，即桃符也”说法的来源。

　　从桃符图像文字到吉语联对，是新年春联出现的重要预演。当然古代还有“宜春帖”，这是立春时写的吉利文辞，贴在门楣上。它也是年节春联的来源之一（特别是春联的横批类似春帖文字）。明朝之后，过年写贴纸质春联，成为迎接新年的普遍民俗习惯。

　　春联的最初起源虽在唐末五代，但以纸写联语并普及的时代，应该是在明清时期。清人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过年贴春联，在定都金陵之后，除夕前，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明太祖微服出行，见一人家没有贴春联，经询问，原来是一个阉猪的，他还没有请人写春联。明太祖一高兴，就挥笔写下了如下联句：“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下是非根。”这虽然属于民间传说，但也说明明朝春联比以前普及。以春联表示主人的心境，亦是古代联俗的传统。苏州人夏愈是明朝吏部小官，“清介而贫”。除夕，邀同乡学士钱溥和朋友沈粲在家中聚会，照例“当作一春联”，求沈粲写之，沈曰“座上无毡，且喜心安身内乐”，正构思下句，夏愈当即云：“吾已得之矣。”对曰：“门前有粟，谁怜眼饱肚中饥。”因为夏家正对粮仓而居。钱溥闻此言后在新正三日，送来六十石米，以周济夏愈（参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从上述除夜需要作春联的叙述中，可见当时撰写春联成为重要年俗。

　　清代北京从进入腊月开始，就有文人墨客在市场店铺的屋檐下，摆开桌案，名曰“书春”“书红”“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一些读书人借给人书写春联，赚些润笔钱。在祭灶之后，人家就开始陆续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北京大小四合院旧时都有门联，这种门联用油漆写在门扇上，过年时再用油漆重新刷饰一遍，性质如同新贴春联。联语大都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吉征祥瑞，居安享太平”一类。

苏州人岁暮时节，更换春帖。清初钮玉樵《觚剩续编》说：“吴俗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这一习俗传承到晚清更为兴旺，在除夕前数天，街市上有专门写卖春联的，并在门口挂起“春联处”的招牌。春联内容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以及家声世泽诸语；有的集录古代诗文佳句，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等。这样求吉祈祥的联语是“岁岁用之，比屋皆然”（参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十二）。清代湖北德安，除夕“家家大门贴神荼、郁垒，曰门神，并以红笺书吉语，曰春联”（光绪《德安府志》）。

　　从桃符到春联，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精神演进的标志。桃符重在驱邪，春联意在求吉，形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民众心态的变化。当代社会在乡村地区，年节春联如旧。但在城市里，新年贴春联的似乎越来越少。衷心期待城市居民门庭在新年时节贴上春联，“焕然一新”，诗意栖居，悦己愉人。

窗花、挂钱、门神像、年画

　　年节门庭的装饰还有窗花、挂钱与门神年画。

　　先说窗花。华北年节民谣，“二十八，贴花花”。窗花是剪纸工艺的产品，也是民间美术的样式。窗花何时出现，没有见到确切史料，作为民间美术也难断定确切起源时间。不过，我们大体可以认定为宋代，因为宋代是纸业发展的时代，也是世俗生活蓬勃兴起的时代，民众更加 　　汉魏以来有岁首新年在门户上画鸡的习俗，据说是模拟凤鸟以祓妖灾。宋人继承这一传统，“元日，刻为画鸡于户上，盖其遗像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这些大约是新年窗花的早期形态。明朝北京人在门窗上贴红纸葫芦，说“收瘟鬼”。清代年市上卖“窗户眼”。岁暮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槅，贴彩画玻璃眼，剪纸吉祥葫芦”（《帝京岁时纪胜》）。旧时的窗户多用纸糊，一年一换，大年来临，人们换上洁白窗纸，在窗纸上贴新剪的窗花。由于窗花做工细，贴时容易损坏，所以窗花一般由女性来贴。窗花色彩艳丽，构思精巧，是技艺、审美、情感结合的民俗艺术品，喜庆又漂亮的窗花点缀了春节的节日气氛。福字剪纸是窗花的主要题材，它自明清时代流传至今。清朝全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帝王带头在年节书写福字，作为赐赠臣僚的节物。据说康熙为了给祖母孝庄太后“请福续寿”，自创“福寿合一”的福字，这福字成为书法精品，也是赏赐臣下的礼品。雍正在即位之初的腊月十八日，曾一次赏大臣年羹尧九个“福”字。乾隆是一位爱好书写的帝王，乾隆十七年（）以后，每到农历十二月初一，乾隆都要亲自去阐福寺烧香，祈求“苍天赐福”，然后“书福”赐赠臣僚。在帝王朝廷年节书福、送福字的带动之下，民间形成了年节在门窗上贴福字的风气，民间剪纸中的福字更是千姿百态。有的将十二生肖嵌入窗花，有的以五只蝙蝠组成福字图案，祥瑞荟萃，新年福到。

　　再说挂钱，挂钱也称挂笺。挂钱是状如小幡的“长笺”。宋朝已经出现“剪年幡”习俗，元旦时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这样的剪纸作品，或家长戴在头上，或“贴于门楣”（《岁时杂记》）。这时的年幡是青色，大约是迎春之意。后世的长笺多用各色颜料浸染而成，其中红、绿、黄的颜色居多，十分鲜艳。人们之所以叫它“长笺”，是希望“长钱”，也就是希望家里常有馀钱。刻有图案或文字的长笺，迎风飘舞，它与春联、门神画等交相映衬。

　　最后说门神像与年画。年画最早的题材是门神。古老的桃符上的神像，是最早的门神像。古人认为人居空间是与外在的神秘空间隔离的自我保护空间，门户是惟一与外界交通的孔道，为了防止外来的侵袭，人们要紧闭门户。在辞旧迎新之际，门户首当其冲，因此是年节中重要的被 　　秦叔宝、尉迟敬德是唐朝开国功臣，二人之所以成为门神，也是因为他们威震鬼邪的英名。传说唐太宗经常梦见鬼魅在寝殿门外呼号，晚上常常不能安睡。于是让秦琼和尉迟恭晚上站在寝殿之外，为其守门。其后太宗果然没有再受到鬼魅侵扰。后来人们就将他们两人的画像挂在门上，作为驱鬼的门神。此后二人成为民间通行的门神。人们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画像用纸彩印，年年除夕贴在左右门扉上。

　　门神画后来扩大绘画题材，变成年节时期装饰屋宇、增添喜气的年画。《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了当时开封的年节市场：“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其中门神、钟馗、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就是当时典型的年画题材。古代门神画中多画鹿、喜、宝马、瓶、鞍等象征物，“皆取美名，以迎嘉祉”。明代北京宫廷、浙江杭州过年都贴钟馗、福神、和合二仙等年画。清代苏州桃花坞门神画，“彩画五色”，多绘温元帅、岳元帅，而且多由远方商贩运往外地。

　　天津宝坻人在扫舍之后，就贴年画，当地小儿最喜欢贴年画，年画的题材有《孝顺图》《庄稼忙》等，大人给小儿解说年画，寓教于乐。如《乡言解颐》作者李光庭所咏：“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年画”一词就正式出现在《乡言解颐》中。

　　最早的年画印制基地大约是开封及开封附近的朱仙镇，朱仙镇的年画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的民间传统。江苏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的年画是近世以来著名的年画产地。年画题材广泛，喜庆吉祥是年画的主题，如“鲤鱼跳龙门”、“连年有馀”、金玉满堂、“岁寒三友”、福禄寿、群仙赐福、天官赐福、招财进宝、文武财神、摇钱树、龙凤呈祥、天仙送子、“榴开百子”、一团和气、新春大吉等等是常见的年画内容。民间年画还是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的有效载体，在年画中常见有：哪吒闹海、长坂坡、空城计、秦琼卖马、四平山、罗通扫北、西厢记、三娘教子、盗仙草、天河配、王小赶脚、钟馗嫁妹、老鼠娶亲、三岔口、忠义堂、文姬归汉、梁祝姻缘、铡美案、魁星点斗、刘海戏金蟾等，画面形象生动，情趣盎然。《金陵岁时记》记述了清末民初南京年画情况，“其售自苏州者曰苏画，摹印戏剧人物，形神毕肖，儿童多争购之，谓之年画”。

　　年画作为民间的艺术，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人们在继承传统年画题材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年画，如骑车仕女、抗战门神等。清光绪二十四年（），杨柳青的齐健隆画店印制了一种宣传办学堂、满汉平等等类内容的“改良年画”。民国初年，上海商人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选用传统年画或新式风情为题材，画有公历纪元和阴历的月份，名为“月历牌年画”，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后来发展成为当代广泛通行的挂历。我国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单纯，色彩鲜明，画面热闹。建国以来的新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丰富多彩，深受群众喜爱。

　　窗花、春联、挂笺、年画等张贴的时间是从二十八开始，有的地方大年三十早上贴。清代北京除夕“早贴春联挂钱，悬门神屏对”（《帝京岁时纪胜》）。为了营造红红火火喜庆吉祥的新年气氛，人们在室内室外尽情装饰，将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空间营造成超凡的非常节日空间。

　　大年的传统节物还有很多，如爆竹、年夜饭、屠苏酒、压岁钱、五辛盘以及节日娱乐物品等等，每一项节物都有漫长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限于篇幅不一一叙述。年节的物质系统是年节习俗的重要承载体，节俗的流传离不开节物的支撑，没有节物的节日是空洞的节日，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传承。当前，我们的传统节日由于失去了较多的节物，变得越来越单薄，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明显减弱。因此重视与重建我们的节日物质系统与节日物质环境，同恢复节日礼仪与认知节日现代价值，意义一样重要。只有节物、节日礼仪与节日精神内涵三者有机统一，我们才能留住年味，我们的传统新年才会重新焕发生机。

先民们在刀耕火种时形成的一些习惯，历经千万年的沉淀，逐渐固化而成今天中华民族的习俗。每逢春节，这些习俗总会更为集中地呈现，年复一年延续着中国文化的精髓。浓浓的年味儿已扑面而来，本刊特意挑选几则与春节有关的考古趣闻，请大家共同欣赏。

饺子馅里有岁月——猪

　　猪肉是中国人摄取蛋白质的第一来源，春节时，包饺子也多有以猪肉为馅。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曾用猪殉葬，并将猪的形象用于器皿和礼器中了。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家猪源于野猪的驯化。然而，野猪到底在何时何地被驯化成家猪，依然是目前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考古学家以往用骨骼形态和DNA来区分家猪和野猪。但中国科学院大学胡耀武教授认为，这种方式忽略了DNA的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人类最初可能会捕获一些野猪的幼仔，干扰他们的栖息环境和食物结构，短期就可改变野猪的生活习性，但并不能立刻改变它们的骨骼形态和DNA特征。胡耀武认为据此来寻找家猪驯化的起点是滞后的。他提出可以尝试分析考古所获得的猪骨骼中的同位素元素，以此来重建猪的食物结构，从而区分家猪和野猪。这种方法，为考查家猪的起源另辟蹊径。他认为，家猪的食物结构应和先民的食物结构比较一致，即食物中包含比较多的蛋白质，但野猪的食物结构则和当地自然植被的同位素元素数值较为接近，且食物中蛋白质含量较低。

　　遵循这样的思路，新研究显示，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家猪应该出现在距今多年前的舞阳贾湖遗址，几乎和土耳其的家猪驯化时间相媲美。倘若我们能够发现更早的猪骨骼，纵使在生物形态特征和DNA特征上都找不到家猪的特征，但检测其骨骼中的同位素元素，就可以重建它们的食物结构，以此来判断野猪究竟最早在何时与人类产生交集。

最喜闻乐见的食物——面条

　　尽管饺子是春节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但另外一种主食也不该被忽视，那就是面条。面条称得上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喜闻乐见的食物之一。面条以谷物或豆类的面粉加水和成面团，之后或压或擀，制成片再切，也可用搓、拉、捏等手段，制成或窄或宽，或扁或圆的条状，最后进行煮、炒、烩、炸而成。

　　春秋战国时期，“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的现象就开始出现，说明小麦的种植业已增加。到汉代，小麦的种植更是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淮南子·时则训》载：“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汉代文献中已有了“汤饼”的记载，这应该是小麦粉加工面条的雏形。考古发掘也显示，汉代出现了专门针对麦类的新型加工工具——石转磨，它可将麦粒加工为面粉，这才有更多可口面食的出现，面条也因此出现了。

　　但汉代的面条应是比较成熟的阶段，而绝非面条的起源。年，青海喇家遗址一碗由泥土封存的倒扣的面条在《自然》上发表，改写了面条起源的历史，奠定了中国是面条最早起源地的观点。有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喇家遗址的面条为小米粉制作而成，此后他们又通过模拟实验制作出长达数米的小米面条。另外，在距今多年前，黍子也被我国新疆苏贝西的先民制作成过面条，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填补了面条制作工艺发展历程上的重要节点，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选为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春联上的艺术——汉字

　　贴春联是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联上以书法艺术展现的汉字，往往也会引得大家品评一番。书法向来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具有一种普世的美。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书法艺术，从汉字出现时便已随之产生。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用颜料在岩面上“涂鸦”记述他们的生活场景，其中有一些符号似乎就是文字最初的雏形。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在陶片上绘制一些几何形符号或陶文。此后，由于汉字的载体极易消逝，其发展变得十分模糊。直到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商代的甲骨文，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汉字，有考古学家认为“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

　　汉字出现以来，曾先后呈现在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纸张等材料上，因其载体不同，文字的呈现形式亦各自不同。早期，由于载体较为单一，书体也相对单一，先后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简牍、帛书等，这些是篆书的前身。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纸张出现了，因其轻便廉价，书写文字传达信息便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书体也开始因人而异，一些追求美和个性的人，就在纸张上演绎出文字的不同特征和风格，各种书体也就应运而生，书法也随之诞生。

清雅待客之道——饮茶

　　春节时，有客来访，煮杯清茶待之，也是一桩雅事。饮茶，饮的是茶叶泡出的汁液，也称作茶汤。茶汤的形成需要栽培茶树，采摘、加工、炮制茶叶。在这个过程中，先民加工出种类繁多的茶叶，更创造了中国悠久而又独特的茶文化。

　　迄今为止，中国先民最早栽培茶树、饮茶的直接证据当属浙江省余姚田螺山遗址（距今—年）发现的古茶树遗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古茶树是人工栽培，并推测当时的居民可能已使用陶器来煮茶、饮茶。但当时的先民可能并不清楚茶的具体功效，仅仅将其作为食物来源的一个重要补充。在后世文献中也有关于茶的文字记录，如《神农本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一时期，似乎先民仅仅把茶作为一种药使用，这可能和我国源远流长的中医理念——“药食同源”密切相关。唐代时，陆羽甚至编纂了一部茶叶百科全书——《茶经》，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

　　除了文献记载，一些考古发现，也帮助我们“透视”古人制作茶饮的细节。在河北宣化曾发现一座辽墓，墓主人为张世卿，其墓中壁画清晰直观地描述了辽代居民制作茶饮的整个过程，还展示了丰富的饮茶器皿。年，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也出土了一个铜质渣斗，其上附有茶叶，专家认为这些茶叶应该是产自福建的白茶。

“吃”离不开它——筷子

　　“吃”是春节的一个重头戏，筷子是此时必不可少的饮食工具。在我国，人们很早就形成了用筷子吃饭的习惯，这已成为华夏五千年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开始狩猎采集生活时，已能用火来加工猎获的猎物，他们会用木棍来翻动肉类，使其受热均匀，这些木棍似乎可视作筷子的雏形。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陶器来蒸煮食物，相应的，产生了骨铲、骨匕、骨柶等餐具。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距今—年）发现了最古老的筷子——骨箸。考古学家还复原了当时居民吃饭的一套餐具——陶碗、陶钵、陶豆、骨柶、骨箸。而后，河南安阳侯家庄墓葬发现了铜筷，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极其干燥的环境中发现了木筷。在其他地区，金、银、竹、象牙、骨等质地的筷子也都有发现。

　　为什么筷子会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和使用？这似乎和农耕文化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自古以来，我国加工食物的器物组合群以蒸煮功能为主，这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以“夹”为习惯的吃饭方式。此外，先民的食物以农作物为主，其中，小麦等的推广和种植，小麦粉面条的发明，似乎对筷子的推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转自：泰州市博物馆。如遇到：１、分享内容侵犯您的版权；２、所标来源非第一原创；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