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红色被认为是伦敦的特色？伦敦的“红色传统”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呢？它与中世纪的伦敦史又有怎样的关联呢？它到底背负着怎样的“神秘的重负”？

《伦敦传》是去年最重要的城市史书，它百科全书式地解剖伦敦。作者展现出的观察、研究与写作能力，令人惊叹，为这一类别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恢弘的难以超越的范式。这是一部呈现伦敦上下两千年的史书：从正史和民间传说到饮食和消遣娱乐，从黑衣修士会和查令十字街到帕丁顿和疯人院，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到伦敦佬和流浪者，从移民、农民和妓女到大瘟疫、大火和二战空袭……阿克罗伊德用恢宏的城市历史、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

把城市涂成红色

[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

翁海贞译

红色是伦敦的颜色。19世纪初，出租车是红的；邮筒是红的。及至近年间，电话亭仍是红的。公交车依然一如既往地涂成红色。地铁曾经也是红色。罗马时期的伦敦砖瓦也是红色。伦敦墙最早的砌石是红砂岩。伦敦桥是出了名的浸透了红色，古代建造仪式的一部分，就是“溅孩童的鲜血”。红色也是暴力的颜色。

伦敦最大的资本家商人同业公会，穿的是红色制服。年的《伦敦编年史》描述道：“伦敦的市长、书记员、市府参事也都穿猩红色。”年，一首赞颂亨利六世凯旋入城的诗歌描绘：“高贵的马浑身披挂红色天鹅绒。”医院领抚恤金的人，依然穿红色制服。

在伦敦地图上，红色标示路况改善，也标示此处“富庶”或繁荣。伦敦佬俚语用“红色”指黄金。年春，支持暴动的伦敦河工发明了红旗，象征对时局的极度不满。

小说家也将红色视为这座城市的本性。在《诺丁山上的拿破仑》（）里，切斯特顿想象未来的伦敦，一位主人公问道：“我说，你们谁身上有红色的东西”，然后刺伤自己的左掌，“鲜血如泉涌，倾注到石头上，不曾滴溅”。这是为小说里“红诺丁山人”的胜利作铺垫。

因感染瘟疫而紧闭的门前放置红十字架，因此印证了这种颜色与伦敦疾患之间的关联，这种瘟疫曾被视为如同余烬一般“总是闷燃”。伦敦消防员穿红色夹克，或者“猩红色制服”。在年大火里丧生的消防员指挥，殉职之前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动作：“仅略停片刻，解开脖颈上的佩斯利花纹红丝巾”。红色无处不在，甚至在这座城市的土壤里：伦敦土里有一层鲜红的氧化铁，表明近两千前曾起一场大火。然而，另一场大火烙印在伦敦人的记忆里永远不灭。正如约翰·洛克所说，这场大火令“阳光变成古怪的红色微光”，铺盖整座城市，甚至从他在牛津的图书馆也能看见。

年的“伦敦大火”被视为最大的火灾，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系列灾难当中的一桩。譬如，公元69年和12年的火灾，几乎摧毁整个城市，造成考古学家所谓的“火灾水平面”，这正是城市本身的水平面。伦敦相继在年、年、8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遭火灾。菲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撰写《伦敦自然史》，书中指出：“城里大片地区荒废，必定使中世纪伦敦在很大程度上酷似年大轰炸后的伦敦，酷似程度可能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詹姆斯·波普—亨尼西编纂一部关于战时劫毁的书籍，在伦敦教堂的废墟里发现“某种延续性”。他忆起“0年12月的伦敦火灾，确实一时颇似佩皮斯所描绘的年那场大火。那夜的天空，被摇曳的橙色火光照亮，恍如展示某种气氛，简直如同他所说的‘火弓’”。

从布狄卡到爱尔兰共和军，伦敦似乎总在邀请火灾与毁灭。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指出，有些地区尤其容易遭受火灾。阿瑟·哈德威克在《值得纪念的伦敦火灾》里揭示，沃特林街“位于市中心这片地区向来‘火爆’”。市府参事门和银街赋有“‘危险地带’的名声”，切普赛德街和面包街一再着火。伍德（木头）街也是“出了名的火爆街”（也许因为其街名），主祷文广场反复起神秘的火灾。圣马利亚斧街这片地区相继于年、年、0年，然后在年被烧毁。赋有深刻意味的是，在这座爱看热闹的城市里，剧院也总是着火。从年至年的一百三十年间，有三十七家剧院被烧毁，为围观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戏剧场景。伦敦火灾的本质也是用戏剧术语表达。年，主祷文广场起火之时，“火苗蹿出屋顶，灿烂地照亮城市”。两年后，卡尔特修道院释放炽烈的火光，“好似阳光照耀万物”。

跟皇家交易所、市政厅、国会大厦一样，伦敦桥也一再被火烧毁。从年到年的九年间，城里共有五千起火灾，“平均每年6起，或者两天三起”。年，城里共发生79起火灾，年“泛伦敦地区”发生四万六千起“一等”和“二等”火灾。年，近起烟囱火灾；年，近22起类似事件。在各月份当中，12月火灾最频繁，4月最少。星期五是一周中最容易起火的日子，星期六则最安全。最危险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最安全的是清晨七点。有些火灾始于纵火，但大多属于意外。年一场大火吞没交易胡同旁街巷里一百多幢房屋，十二人丧生，火灾始于“一女仆在牲口棚里点着蜡烛，听天鹅酒肆的乐队表演”。焯巷有一个印刷商随即发行了火灾废墟的蚀刻画。

然而，火灾也能抖露这座城市已被遗忘或忽略的历史。温切斯特宫殿的旧址，坐落于泰晤士河南岸，是在河畔芥子酱坊一场大火后被初次发现。13世纪一座瞭望塔的遗迹，在年拉德门圣马丁场一场大火之后被发现。因此，火焰能摧毁，也能再创造。在伦敦民间故事里，梦见火表示“健康与幸福”，或者“与深爱的对象结合”，也许这其中意味十分深长。

19世纪法国《时报》一名记者发现，跟巴黎人相比，伦敦人听到“起火了！起火了！”之时，反应“快得惊人”。这是这座城市的战斗呐喊，1世纪时，就有伦敦值夜人或者“水桶小子”在夜间巡逻。早在彼时，火灾就已经赋染了魔力或神秘感，因为这些男孩以“活跃和恶作剧”著称。在继后的世纪里，这个有组织的值夜监视体系衰退，但或可推断是由于中世纪早期的选区长负责扑灭辖地的火灾。接下来的预防措施便是简朴的宵禁或者“couvr-fu”（盖火）。傍晚钟声敲响之时，在11世纪的城市里回荡，火炉便一概须加以覆盖，耙平灰烬。如果大火蔓延，教堂的钟便反敲，作为警示，就好似恶魔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猛然蹿出来。较大的房屋外现摆着盛满水的木桶。在12世纪，关于如何灭火和扯落茅顶就有了复杂的规定。在1世纪，按规定，每个新治安官和市府参事，在就职1月之内，“须制造十二只新皮桶，以备灭火之用”。简陋的木桶继而被“某种冲洗器或喷射器”所取代，继而出现一种早期的抽水泵。这种机器由消防员一路拖拉，一面齐声高喊熟悉的口号：“嗨！嗨！嗨！”它是“走上伦敦街头的第一台‘灭火机器’”。17世纪早期，这台机器转而被“发动机或机械”所替代，这台机械“在十个劳力的帮助之下”，抽起的水“超过五百号人拿水桶和大勺所浇的”。这正是德莱顿在《奇迹之年》所称颂的机器。他描绘火灾的景象，以及“马路上如何人头攒动，比白天更繁忙”。这个印象也似将火焰视为阳光一般以光芒照耀街道。最早的火灾保险公司名为“太阳”，在很多房屋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此公司的徽章。然后，隐喻突然一转，火变成能量和力量的来源，似乎象征着这座城市本身火热的生命时或不规则地、暴烈地爆发。年的“霍伍德规划图”是伦敦最伟大的地图之一，献给位于伦巴底街的凤凰火灾保险公司（年大火之后，这个机构在很短时间内成立），这又表明处理火事者在首都的重要地位。说来古怪，凤凰火灾保险公司的首任行政长官名叫作石街先生。

数百年间，消防员的火警呐喊逐渐被手摇铃替代，继而被机动或电动铃接替。然后出现警报器，后者转而被一种复杂的警报系统替代，此系统包括“两个调子”，一为“长嚎”，一为“尖叫”。最早的消防员都穿盛装制服。譬如，有一队消防员上身穿“蓝色外套，袖口镶嵌繁丽的金边，装饰金穗带”，下身穿“黑色马裤，白袜，金色袜带”。庆典游行之时，他们执银杖佩徽章。他们出于职责而热情洋溢———心灵泛着红光，正如希莱尔·贝洛克的恰当形容。他们的威望如此之高，很多火事办公室总部被形容为“设计得貌似富丽的宫殿”。

在伊迪丝·内斯比特的小说里，两个小孩路过凤凰火灾保险公司。“火灾？”一个说道。“我猜，是祭坛？”的确，这是为伦敦最大的祭坛而设。

火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大特征，甚至被称为“火国王”。通贯18、19世纪，火灾“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并且围观人群也越来越大，也许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图利街一场大火烧了一个月才熄灭；年下议院被烧毁，使得最精彩的伦敦绘画作品得以诞生。据《画中伦敦》诸位作者所言，威斯敏斯特的大火变成“19世纪伦敦描绘最多的事件……吸引了大批蚀刻家、水彩画家、油画家”，其中包括康斯坦布尔和透纳。这些艺术家意识到，在火焰之中，或许也能召唤起这座城市本身的精神与存在。有很多报道描述年水晶宫烧毁之际的大批围观人群，还有关于船坞和仓库起火之时，据传人们看见在火灾中丧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鬼魂”在潜行。

直到0年大轰炸时期，伦敦市民对于火灾的胃口才有所减弱。12月29日晚，空袭定在泰晤士河水最低的时刻，城里一千五百处同时起火。当时传说“大火”确实卷土重来了。

那场大火作为这座城市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或可追溯到年9月1日，佩皮斯与妻子“惊恐无状地看着火舌蹿进一处热闹场所，飞溅起更多火星”。这些“火星”象征这座城市灼热的青春。塞缪尔和伊丽莎白·佩皮斯回到自家位于希兴巷的房子，次日凌晨三点钟，他们被女仆叫醒，被告知城里起火的消息。佩皮斯看了看邻街另一端数处火焰，然后回头睡觉。这场火始于一小时前布丁巷国王的面包师法利纳的房子。后来审讯之时，法利纳坚称上床睡觉之前，他“查看了每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火苗，除了一个壁炉，并且那个房间铺了地砖，并且他勤快地耙了灰烬”。这场大火的起因从来没有找到。火就这么起了。

那个8月一直炎暑，“并且总是极干旱”，从而邻近街巷房屋的茅顶木结构早已在热气里“熏灼了一半”。换句话说，火到了顺境，再加上刮起强劲的东南风，把火势从布丁巷带到鱼街和伦敦桥，再接着，沿泰晤士河街刮进老天鹅胡同、圣劳伦斯胡同、兜门。任何但凡有门路的，都带着火里抢出来的财物，逃到河面的小船、驳船、划艇里。佩皮斯也逃到河上，风吹过他的面孔，感觉脸“几乎被阵雨一般迸射的火花灼烧”。他看见几乎每户人家都抱着一张小键琴，也注意到“可怜的鸽子不肯离开家园，却在窗口、阳台盘旋，直到翅膀被烧毁，掉落下来”。

及至此时，火势已经失控，朝城北、城西蔓延。佩皮斯最终在这条会燃烧的河对岸一家艾尔啤酒肆找到避难所，在那里“看着大火蔓延……火焰从街角升起，蹿上教堂尖塔，在教堂和房屋之间燃烧；我们目之所及，直烧到山上，最恐怖、狰狞、血腥的火，全然不似平常看惯的火焰”。正是在那时，他看到火拱或火弓，大约一英里宽（0年空袭之时，波普—亨尼西也将会看到这样的火弓）。

那一夜，火从切普赛德街蔓延到泰晤士河，沿着康希尔山、伦敦塔街、芬乔奇街、慈恩堂街一路烧到贝纳德堡。火在切普赛德街烧得那么远，顺道烧着圣保罗大教堂，这座教堂外面碰巧搭了一圈木脚手架。约翰·伊夫林在这个钟点仍在街上走动，察觉“峻急的火焰声响、哔剥声、霹雳响，女人小孩的尖叫，人们匆忙奔逃，塔楼、房屋、教堂纷纷坠落，好似一场可怕的暴雨，周围的空气如此灼热，到处遍布火焰，最后根本无法近身前行”。

毫无准备的市民束手无措。他们没有试图灭火，而是拔腿逃跑。那些留下来的，属于“低等人”，尽其所能从着火的房屋里偷盗。那些没有逃到河上的人（此时河面也是烟火缭绕，笼罩着飞落的“火星”），便逃进伊斯灵顿、芬斯伯里、海格特周围的原野，一面观望、一面哭丧。

次日，星期一，火从拉德门蔓延到弗利特街，途中已经烧毁了老贝利。新门和比灵斯门也没了，圣保罗大教堂顶被销熔，铅水流淌到街上，“闪烁着炽烈的红色，以致于没有马或人能走在街头”。至此，烟火绵延五十多英里。逃出城去的人们，一连数小时得走在火灾阴影之下。

当晚，数道火势交汇。一道从康希尔山下来，另一道从针线街而来，两道火相遇，转而汇入另外两道分别来自沃尔布鲁克和巴克勒斯伯里的火舌。约翰·伊夫林评论道：“这四道火舌交汇，在切普赛德街角蹿成一股大火焰，掀起如此耀眼的光芒，如此猖炽的热浪，再加上如此众多的房屋一齐倒塌，掀起如此的喧腾咆哮，场面蔚为壮观。”就好似某个古老的火神这座城市正中心扬起头来。

星期二，风势稍歇，火势在霍尔本费特巷入口收敛。位于费特巷另一端的主教冠客栈，其房契上写道：“伦敦大火分界树所在地。”这场大火依然在城北瘸子门和城东伦敦塔肆虐，但市政府在查理二世（向来展现出对于火灾预防的浓厚兴趣）顾问之下，用火药炸毁火势走向途中的房屋，从而遏制火势的蔓延。

星期四，约翰·伊夫林再次走上他这座城市的街道，而今已成为一片废墟，“走过曾经是弗利特街、拉德门山的地方，路过圣保罗、切普赛德街、交易所街、主教门、市府参事门”，所有这些都没了。他发觉自己“爬上仍在冒烟的废墟堆，不时地弄错所在的地方”。0年，空袭轰炸之后，伦敦人也有这般经历。他们的城市突然间变得难以辨认，也不可辨认。熟悉的城市变成了陌生的地方，恍如从梦里醒来，遭遇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伊夫林写道：“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某座教堂或大楼废墟旁边，偶或有塔楼或尖顶依然让人惊异地矗立着。”地面热得令他难以行步，铁门和监狱铁栏杆都已销熔，房屋的砌石全都经过燔烧，变成光洁的白色。喷泉仍在沸腾，而“地窖、泉井、地牢”喷出“黑压压的烟雾”。六分之五城市便这般被吞噬，烧毁的方圆面积约一英里半见长，半英里见宽。城里二十六个选区当中，十五个烧毁殆尽，总共烧毁四百六十条街道，一万三千两百座房屋被夷为平地。八十九座教堂消失，七座城门当中，有四座化为灰烬。官方报告仅六人丧生，鞋巷有个做手表的，挖掘出来之时，“发现他的尸骨，连带钥匙”。

这场非凡的大火的最著名形象，也许见于文森特神父的《上帝以瘟疫和火灾传递给这座城市的可怕规谏》一书。他也看见横亘于城市上空的那道灿烂的“可怕之弓”。他目睹市政厅的焚烧，“着火之后，数小时里将火焰全部包容在建筑之内，不见丝毫火焰，（我推测是由于木材俱为结实的橡木），只见隐约透出眩目的炭光，宛如一座黄金宫，或者锃亮的黄铜大厦”。

大火之后，在年至年间，地上长出一种开黄花的植物，被称作伦敦焰火，“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里长得尤其茂盛”；年又见长出这种花，“就在城市边界外”。这实在是火之花。大火始发地所建造的纪念碑，也形似焰火或火器。起初有人提议说，应该在其顶端立一尊国王或大凤凰的雕像。但最终一致同意柱顶应该搁一瓮火焰，人称“Blaz”。丹尼尔·笛福将这根柱子解读为一支大蜡烛，那只瓮则是“漂亮的镀金火焰！”

关于那五日大火的事件，见于很多艺术作品，诸如《火中的伦敦、荣耀中的伦敦》诗集所收录的一系列长诗。焚烧中的城市，分别被比拟为罗马、迦太基、所多玛、特洛伊。由于火焰中伦敦的热闹场面召唤起昔日已死或垂死的文明，描述里便有古典时代的神祇走过焚烧的街道，同行的有维吉尔、耶洗别。画里的大火也同样地耀眼，尽管有些画简直似在焚烧之际所画。有些是清醒的研究，包括霍拉的画作，展现了年秋前“伦敦这座名城真实又准确的景色”，以及“悲惨的灾难与大火烧毁之后所呈现的面貌”。他在泰晤士河南岸观察写生，能够望见切普赛德街一路的废墟。但大多绘画作品以“大火绘画”为风格，据《画中伦敦》所述，其灵感源自“《圣经》或神话里的城市火灾”。其中两幅最著名的绘画，“简·老格罗菲”把拉德门的塔楼和吊门描摹得如同地狱入口。然而，由于在17世纪中期，此城门附近被视为“艺术家区”，关于拉德门也许另有一种解释。这些画描绘了很多小场景和小插曲：女人面无人色，挥舞着胳膊，逃离四面侵袭而来的火舌；男人头顶一摞银盘；在拥挤的人群中，人们拉着马、拖着马车，朝空旷的原野而去。但最触目的形象要数一个男子肩头背着一个小孩，映衬着背景里的火焰。布莱克和多雷，以及很多其他艺术家都反复借用这个形象，作为伦敦的神秘与苦难的真正象征。

因此，那场大火不但激发当时艺术家的灵感，两百多年以来，依然是17世纪最惹人注目的形象。菲利普·雅克·德·卢泰尔伯格是伟大的伦敦剧院布景设计家，在18世纪末也描绘了这场大火。在继后的世纪里，伦敦大火在萨里花园剧院每晚上演。

然而，这座城市与火灾相融合的深刻程度，超越剧院和热闹场面。在19世纪中叶，对于帕尼齐来说，伦敦赋有被焚之城的外观。弗吉尼亚·吴尔夫在《黑夜与白天》中将其描绘为“永被焚毁”。仿佛“黑暗永远不会袭上那些灯，仿佛数百年以来未曾有黑暗侵袭这些灯盏。这座城市似乎永在同一处焚烧，感觉可怕极了”。年，有个法国人深信这整座都城是“拜火教的神庙”，其都市朝圣的旅伴阿瑟·梅琴继而描绘道：“伦敦所有火焰都隐约映现在天际，仿如在远方敞开可怕的熔炉门。”奥克塔夫·米尔博谈及伦敦之时，使用诸如“神秘、大火、熔炉”之类词语。19世纪末的莫奈，则希望描绘太阳“在国会大厦背后以硕大的火球沉没”的景象。事实上，在这位画家的一些作品里，伦敦便是在这样一团笼罩了所有街道与建筑、散发诡谲的红光的流火里呼吸和生存。19世纪中期，伦敦的天空以“都城上空悬挂数英里的红通通的流火”著称，在当时，无数砖窑倚城墙而建，构成状如舞台火焰的圆圈，城里的垃圾堆则似火山。这座城市“难以包藏火焰”，在20世纪被描述为“都市热岛”。民间素称伦敦为“大烤炉”，在20世纪20年代，普里切特承认身处这座城市，便感觉被“烟熏”。大火熄灭之后，这座城市又让人望而生畏，呈现一幅焦黑、残酷的模样，有些永恒的炭化遗迹充弥着济慈所谓的“神秘的重负”。

大火之后，控制火事的措施势在必行。道学家将火灾与瘟疫的联袂降临诠释为上帝因伦敦的罪孽与肆淫而激怒，施降惩罚。然而，也有些人，诸如克里斯托弗·雷恩和埃德蒙·哈雷，开始质疑把灾难归咎于天数或神谴这一智慧。年，皇家学会在伦敦成立，这两桩天罚促使会员试图为这等狂暴的事件寻找“科学”或“客观”的原因。以“理性”之名（也即“简单、扎实、明智”）希冀或可改变伦敦人的意识，从而在未来的时代或可避免遭遇此等瘟疫和火灾。吊诡的是，这场大火最大的功劳在于促进科学进步。即便在年9月之前，根据《火中的伦敦、荣耀中的伦敦》一句引文，“眼前，到处可见人们恢复精神劲，思考着修理老城，重建新城”。这场大火尤其被视为驱除以往时代“悖逆不道之心、亵渎之行、狂恣之风”的绝佳时机。这是指涉内战，指涉查理一世被处决，也是隐涉这座城市不再纵容过度的虔诚和迷信活动（正是笛福所记载的市民在瘟疫时期的反应）。这将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以“崭新”这个词的每一种意义。

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

译者：翁海贞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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