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医与西医有仇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几年经常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趾高气昂的指责中医，有人在肆无忌惮的咒骂西医。搞得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实在搞不明白，究竟是中医抢去了西医的饭碗？或者是西医夺走了中医的宠妾？

其实都没有，真正品行端正、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不管他们是中医或是西医，他们大多都在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既没有功夫去八卦无聊的事情，更没有时间去指责他人的行为。反而是那些对医学知识缺乏深入研究的一些人，昨天还在骂西医一无是处，今天却又对中医横加指责。

最近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严重，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一线的大夫们冒着生命危险，忙的不分昼夜，累得半死不活，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没有去认真做出分辨的信息。

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药有中药的优势，也有自己的短板；西药有西药的科学，也有自身的不足。本人也不是专业医务工作者，虽曾经在30年前学习过几年医学知识，但是早还给了老师，这段时间实在有太多议论中医和西医的文章，今天也算是蹭这个热点，拔一扒中医和西医的一些历史和谈一下个人的感受吧。

二

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这里先说中医的来历：

中国的传统医学，古代本来不叫中医，最早称岐黄、大夫、郎中等。中医之所以称之为中医，主要是因为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为了有所区分，才逐渐被人叫做中医的。有人讲最早说出“中医”二字的是英国传教士。

中医这个词的出现时间，大致就是鸦片战争西医进入中国的时期。后来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贼精的美国政府采纳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出的“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会因为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而取得最大的收获”。

于是乎美国洋鬼子们就主动提出退还部分中国赔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一部分用于培养赴美留学生，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同时一些西方资本家打着为中国人民健康服务的旗号也先医院，比如：医院，上海的同济医学院前身德文医学堂，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等，目的也是培养自己的医学代言人，肯定不是纯粹代表上帝来拯救人类的。

他们期望把西医打进中国，并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免费培训中国人学习西医。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了：这几十年来世界很多地方的颜色革命大多不都是类似这样模式干成功的吗？

这些基金会还可以给中国有教授西医的学校发赞助，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给这些学生、以及通过这些学生给中国人灌输以下思想：即放弃自古以来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去相信和使用他们的西医西药。

虽然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也是很骨感，毕竟中医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且历经考验，有着深厚的人民群众基础，它的竞争力不是一般的强。怎么办呢？鉴于当时被洋枪洋炮打败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对科学是又敬又怕，加之此时刚好又有当权派名流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便想到采用通过“科学”的思想来规避直接竞争，进行迂回包抄作战策略。于是，便创造了一个高大上的广告词：中医不科学。这样就用移花接木的手段绕开了中医最具竞争力的方面。从思想上让老百姓知道科学才是最好的东西，既然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就不好。

漫长的过程如何姑且不谈，随着历史演进与科技的突飞猛进，双方的地位开始逐步转变，由当初的平起平坐，发展到后来西医一枝独大，最终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新格局。

三

曲突徙薪计未忠焦头烂额敢居功

关于历史上曾经反对中医的中国人除了极个别外，大多都是到国外学习过的，他们最主要有以下几位：

1、第一位大名叫俞樾。

何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

俞樾这位老先生，不算历史大名人，知道的人也不太多。但是他有两个名气很大的学生--章太炎，吴昌硕。还有一个名气不小的曾孙--俞平伯。此人为道光三十年进士，因一句“花落春仍在”而深得主考官曾国藩赏识，后来曾在清廷做过翰林院编修，读过不少书，也写过不少书，但就是不懂中医。俞樾反中医的原由是自己活了86岁的高寿，家人却接二连三的逝去。这种家庭的不幸成为俞樾愤而议废医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无助又是促成他撰写《医药学》的重要动机。

俞樾先生59岁那年，夫人姚氏病逝，此前长子也病逝，小儿子染病几近残废，小女儿又染重疾，虽保住了命，生活却无法自理。长兄又愕然病逝，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打击接二连三，他反中医也算情有可原，但很明显，这多少有些荒唐。因为无论古往今来中医西医，都有名医庸医。总不能以偏概全，因噎废食。

但他在大肆宣传反对中医的同时，也曾非常坦然地说，自己对中医素未通晓。然而他写的几篇《废医论》、《医药说》，影响力极大。他根据《黄帝内经》所写的《内经辨言》，从学术的角度，在根子上对中医发起了疑问。只是，这位章太炎先生的老师，为了一己私怨，把庸医的责任，全部让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去背锅，这个锅背得确实有些太重了。他当时提倡的废医存药的举动，后来无疑也成了西方医疗集团的强助力。

在稍后的社会名流中，反对中医的，就不仅仅俞樾一人。当时比较有名的不少，其中最出名的几位有鲁迅，梁启超，胡适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人他们不但反对中医，还反对汉字。

2、第二位大名叫梁启超。

及及生存起竞争，流传神话使人惊。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学术史方面有比较大的贡献。他特别厉害的地方是写文章，可谓是妙笔生花，宣传力超强。大家可以认真读读他写的《少年中国说》就能够深刻感受到一支笔的神奇力量。

虽然反对中医的人很多，但是能像梁启超一样，为了反对中医，保卫西医，不仅搞得世人皆知，还上了当时民国头条的，他老先生绝对是第一位。当时搞得人尽皆知这个事件，叫“医院西医误割梁肾案”，轰动一时。

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右边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黑点仍然在，居然是把没有问题的左肾给摘除了，接着又确诊并不是癌症，而梁的尿血症也没有被西医手术所治愈。一时间，舆论耸动，社会风传，医院误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切掉了这件事。

这件事连陈西滢、徐志摩等著名人物都纷纷撰文，讥刺医院西医误人。但梁启超为了捍卫西医的科学性，本人亲自出面，撰写了题为“我的病与医院”的文章，竭力为医院和西医的科学治疗做无罪辩护。

后世不断有资料表明，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也并不满意，而他为西医辩护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强忍委屈”。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梁先生笃信科学，为协和辩护，毋宁是在为西医和西方科学的原则张目。

在当时，他们赞同西医并非仅仅据其疗效，而是因为，他们大多片面地认为，西医是西方现代科学原则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赞同西医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进步。梁启超先生可算是真正为倡导科学而不幸献身的中国文化界名人了，这一点也让我十分敬佩。

3、第三位大名叫鲁迅。

明月好同三径月，绿杨宜作两家春。

鲁迅先生反对汉字，实际上和孙中山先生一样，没有分清楚满清文化与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是有所不同的。比如鲁迅反对中医，跟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先生差不多，一开始主要是由于家庭原因。

读过《鲁迅全集》的人或许还记得，鲁迅在文章中描述他小的时候父亲有病，经常要去请人看病。他每天都拿着家里的一些东西去当铺，换钱后再去药铺。年仅十几岁的他，在当铺、药铺、医生家跑了4年。然而不巧的是，他碰上的是一个标准的庸医，为了掩盖医术低下，经常用一些找不到的药引子来推卸责任。

通常的药引子就是些淡盐、竹叶、红糖、葱白、老姜。鲁迅碰到的医生，却开了一个“原配的小蟋蟀一对”这样离奇的药引子，着实扯淡。也难怪鲁迅对中医没有好感，说自己十七八岁时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后来他自己也学了西医，就更加坚定的反对中医，也可以理解。

关键有意思的问题是，后来鲁迅的爱人许广平有了妇科病，请西医怎么配药都看不好。鲁迅自己也是学医的，西医朋友很多，但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于是有人推荐许广平吃《乌鸡白凤丸》，许广平吃了没多久病就全好了。鲁迅后来还把《乌鸡白凤丸》推荐给了萧红，这些都有记载。

后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曾公开说，他父亲并不反中医，他只是反庸医。但如果从鲁迅的文章中分析，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其实有点意气用事了。他其实对中医也是了解不深。甚至地有人讲，鲁迅跟梁启超差不多，是因为对西医的痴迷，导致了对中医的憎恶。也就是说，反对中医，推崇西医，是当时鲁迅先生决定东渡日本学习医学的动机。此动机最初产生于年他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学习的时候。鲁迅他自称当时掌握的“幼稚的知识”，同时也正说明当时对中医的评价是出于少年的偏激。

在鲁迅先生以后的文章中，也不乏对中医客观肯定的观点。作于年12月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鲁迅杂文中是极其有名的，文中这样说:“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情。倘能推而广之，怨声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

综上所述，鲁迅笃信西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祖国的中医也算是有客观的肯定。同时我们也能够发现，鲁迅对中医的了解非常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作于年7月的《经验》一文中，曾提到《本草纲目》。由此可知,鲁迅虽对中医的研究比较浅，但他并不是一味主观贬斥，他只是更信西医而已。其实，很多中医黑，包括鲁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凡是反对中医者，都笃信西医，且对中医的了解都不深。

4、第四位大名叫胡适。

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胡适先生算是民国时期的大名人。他反对中医的口头禅是：“中医不科学”。至于为什么不科学？大概有这么个故事：胡适28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病，据资料上说是糖尿病，他自己晚年撰文说是肾炎，总之西医是治疗无效而一筹莫展，医院也曾经告诉他不用吃药了，自己安心静养看造化，差不多就是在家等死的意思吧。

最后家人建议他，请中医看一看吧，他说他不信中医。因为病情确实同西医讲得一模一样，一天比一天重，估计很快就要去极乐世界了。这时候家里人都急了，也不管他是否同意，私下派人去请来了上海名医陆仲安先生。

陆仲安老先生，在中医历史上，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医生，他特别擅用黄芪入药，所以也特别爱用黄芪。而且每次用量都大得惊人，半斤八两是常有的事。他给胡适开的药方，据说仅黄芪一味就用了六两。

胡适用药后不久，大病就痊愈了，而且没有丝毫后遗症。之前给胡适看过病的西医，听说后也全部都傻眼了。胡适先生自己的病也好的很尴尬。不过在事后胡适依然坚持说中医不科学。但是众所周知，毕竟是中医救了胡适的一条命。胡适先生也没别的办法，只得经常同大家解释说：“中医不科学，糊涂，就是能治好病；西医很科学，明白，但是治不好病。”

大家现在该知道那句网上流传的段子：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的活。

原出处就在胡适先生这里，并且一直是胡大博士申请了“知识产权”的经典名言。

5、第五位大名叫余云岫。

铜头铁额今安在？始信轩皇苦用功。

这一次坚决废除中医的余云岫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余云岫是章太炎的学生，算是俞樾的徒孙，很多人都说余云岫传承了俞樾的学说，章太炎因此也被无辜列入到了反中医的队伍之中。

其实，章太炎先生并不是中医黑。他自幼承嗣家学，并有学医经历。靠着扎实的传统文化底蕴，使其在中国医史文献、训诂方面的考证成绩卓著。尤其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研究非常深入，他曾经强调说：“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章太炎经常演讲《伤寒论》，把张仲景奉为中国医学之圣人，章太炎曾说：“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可以说，章太炎是民国时期经典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撰写各种医论百余篇，涉及大量中医文献考据、训诂、医史方面内容。不过比较尴尬的是，他本人没有什么临床经验，属于纸上谈兵的理论家，所以他的医术究竟怎么样好像没有得到实践验证。

余云岫，在日本留学学习西医11年，是一个坚定的中医反对者。他与他的师爷不一样，他师爷不懂医学，他是纯西医科班出身属于黑段高手。所以，余云岫的出手，比他的师爷专业多了。他为了反对中医，把有名的中医书籍基本上都看了一遍，再对照着用西医的观点，逐条逐项地加小批并整合出书，用西医的理论对中医进行系统性批判。特别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余云岫不仅能够搞学术打击，他还可以搞政治打击。这个就不是一般学术专家的厉害了。

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动员一批人讨论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史称《中医废止案》。

提案主要三条内容如下：

第一，中医注册截止到民国十九年，即年以后就不许注册了。

第二，取消所有的中医学校。

第三，取缔所有相关的中医报刊杂志。

说实话，他的这个提案够狠毒了，如果一旦被政府执行下去，中医自此将必死无异。所以此事一出，全国震动。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了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并请愿罢市。以致无数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年轻学生们一样走上了街头，赶到国大会议的会场外面，进行静坐绝食抗议。

这游行队伍里面有不少医术高超的大夫，很早就名扬天下，治好的达官贵人不计其数，所以他们中亦不乏手眼通天之辈。于是有些人找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儿子，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于是孙科院长就拿出了一个《中医条例》。

当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废除中医。而孙科是立法院院长，他提倡保留中医。于是汪、孙二人各代表一方，为此而针锋相对，连续多日吵得不可开交。

正在这关键时刻，有个人主动站出来露了一手，很快化解了这次医学争端，算是为此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此人叫孔伯华，山东曲阜人。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从小学自家传。医院医官。孔伯华先生虽然当时只有四十多岁，但因为医术高超，勇敢出面挑战。孔伯华先生提出说找一些病人，你西医先挑一半，剩下一半给我。咱们同时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第一届全国中西医擂台对抗赛。

汪精卫当时年轻，不仅血气方刚，而且野心也不小，为了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不细想，一听中、西医打擂，认为是个解决争端的好法子，就出面张罗了此事。于是很快找了十二个病人，让西医先挑选了六个，孔伯华接了剩下的六个，双方开始同时治病。

孔伯华分到的病人，都是一些有高烧，哮喘，呼吸道等问题的急症，并且全是西医挑剩下的。孔先生治病特别善用石膏，是治疗温热病的大家。他照单全收后，几副药下去，6个急症病人很快就全部治好回家了，而西医那边还没有动静。这事对比明显，中医界欢呼声一片，其惊人效果把年轻气盛的汪精卫也吓一跳。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孔伯华先生在解放后曾被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选为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

事又凑巧，就在此时，汪精卫的岳母患严重痢疾西医治疗无效，坐在马桶上就下不来。老太太痛不欲生，遍寻国内有名西医，然而毛用没有，病情却一天重过一天。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向来性如烈火，且专横跋扈，加上年轻气盛，她可不吃汪精卫玩的那一套，遂派人请来了与孔伯华齐名，并列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

施今墨与孔伯华不同，他年轻时学政法，并参与革命，与黄兴等很熟，但后来看不惯国民党的一些做派，对政治萌生退意，产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想法，于是便弃政从医。施今墨于医道，其实不能算是半路出家，在山西政法学堂学习时，他就已经小有名气。不过当时参与革命活动，没有时间精研医术，一旦静下心来，医术水平大增。曾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声名大噪。

施今墨原名毓黔，这个墨，既有墨子的意思，又有绳墨的意思，可谓对自己要求很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希望成为当代规则和行业标杆。所以，为了自己的医声，施今墨先生给人看病，有个习惯，从不把话说绝对，给汪精卫的岳母看完病之后，他罕见地说下了满话。

他把完脉后，开了十副药，起身要走。汪精卫岳母家也知道，目前中医大夫上他们家都可能是带气的，眼见医生要走便着急的问十副药吃完后怎么办？施今墨回头说，两副药止住拉肚子，五副药你可以正常吃饭，十副药下去，就已经全好了。如果不好，让你女婿砸我的招牌！后来全如施今墨所言。再次见证了中医之神奇疗效的汪精卫，终于闭嘴了。

在眼见的实效和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并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这次废除中医之事终于也就此消停了。这场中西医的擂台赛，让中医又一次度过了危机。但同时，也让西医长了经验与记性，即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中医同台竞技了。

综合以上分析，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反对中医，本质还是新文化运动那一套，受了外国人欺负，咱打不过别人，埋怨祖宗留下的文化不行。他们这批民国牛人，出发点还是爱国的，提出反对中医，废除汉字，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救民，只不过由于受制各自的历史局限性，没有找到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总之一句话，他们反对中医，大多都有点愤青的味道。所以，鲁迅他们反对中医，提倡废除汉字，更多是学术之争，或者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解与怨恨，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他们都是爱国者，这个是客观事实。

但是，余云岫所搞的《中医废止案》，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仅是学术之争，简直是想从制度上彻底把中医连根拔起。所以至今仍为国人所不齿。

6、第六位大名叫贺诚，第七位大名叫王斌。

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

接下来到了解放以后，中医的劫难再次降临，这次来了一位穿军装跨盒子枪的硬茬。他就是贺诚将军。贺诚将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随即加入国民革命军做医务工作，并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医院院长、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部长，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王斌，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曾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中国医科大学校长、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他是一位极力反对中医的人，他们两位副部长主导制定了中医执业必须参加医学院西医学习，毕业考试通过后才能当医生的政策。后来幸亏被毛泽东主席察觉苗头不对而及时叫停，并撤职的撤职，批判的批判，检讨的检讨，反省的反省。并在毛泽东注协提议下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中医学院，同时支持农村赤脚医生政策。不久又在卫生部的报刊上亲自题词：“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整理提高。”又特别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以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至年以后差不多全国各省均成立了中医学院，此时的中医才算又逃过一劫。

四

何似更兼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

现在很多人说中医不科学，是的，因为这句话本身就很不科学的。大家想想，说中医《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不科学，就如同说《旧约圣经》《可兰经》《塔木德》《金刚经》不科学；甚至说女人不是男人一样，纯属废话。传统中医，是土生土长的华夏学问，诞生于几千年前，那时候，欧洲还是一片荒漠，美洲还是一片草地，非洲人连树叶都不用穿的时候，肯定不属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现代科学。

现在的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可证伪、可证明，有人说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能够验证。其实科学界到目前也还是没有完全统一的定论。这恰恰就是科学的特点，分科而学，越分越细，越分越支离破碎，距离事物的本质也就越远。难免有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局部，而忘了整体。

梁启超先生用生命捍卫西医，但是很尴尬，西医不领情，领走了梁启超的性命。

鲁迅先生笃信西医，但是很尴尬，中医治好了他孩子母亲的病。

胡适先生说中医不科学，但是依然很尴尬，因为是中医救了胡博士他自己的性命。

五

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

在建国后这几十年中，中医一直相当于是医学领域的参与者、配合者。就好比被打断了一根骨头的人，总是发挥不出应有的力量和作用。直到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无意中又把中医和西医推到前台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PK。

现在我们回顾17年前的那场“非典”，中医疗法介入的节点，也在当时成为改善疫情控制形势的分水岭。“非典”前期，中国内陆死亡率高达15%；中医药介入后死亡率降至6.53%。其中广东死亡率为3.8%，广州为3.6%——处于“非典”的发源地，广州实现了死亡率全球最低。

据《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年抗击“非典”时期，处于“非典”发源地广州，钟南山院士当时所在的广医院呼吸研究所一共治疗了位SARS病人。起初采用五早（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早用皮质激素、早上呼吸机）的纯西医治疗方式，治疗病人46例，死亡9例，死亡率近20%；后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71例患者中，死亡仅1例，死亡率1.4%。

据《广州中医院“抗非”经验：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中医大家邓铁涛教授指导下的广州中医院，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73例“非典”患者全部治愈，实现“病人0死亡，医护人员0感染，患者0后遗症”的同时，创造了患者平均退热3.26天，平均住院10.14天的高效救治记录。

“非典”时期，医院采用中西医治疗治愈率98.8%，死亡率1.2%，北京医院借鉴广州治疗经验，创立“早干预、重支持、抗感染、慎激素、调心理、勤观察”的“小汤山疗法”，创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最终保证了医院收治名非典患者中名痊愈出院，8人死亡，死亡率1.2%。

回首当年，我们的某些大专家，在面对SARS病毒没有很好治疗方案的时候，发现中医治疗效果好，也曾实事求是，向国内外介绍经验的时候，把中西医结合治疗放在了首位。当非典过后某些大专家功成名就总结汇报的时候，又公开表示“我不主张中西医结合”。更有甚的是，当在广州召开全国非典治疗庆功大会的时候，却好像也没有中医什么事。

新年这次治疗冠状肺炎过程中，我们也都听到钟南山院士公开表示：“现在中药也在做一些基础的临床实验，希望中药能够在预防或者治疗早期病人起作用。对于中药，我们不指望它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但是对轻症病人在改善症状方面有帮助”。对于冠状病毒的疫情，钟院士说：“我们也在考虑中医的作用，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在广东就是这么做，在很多地方也这么做”。

本人认为，任何做为一名没有中医药专业背景的人，也没有中西医治学经历的专家，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像老子教训儿子似的去奚落中医或教训西医。孔子几千年前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实我们不懂就是不懂，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万能的神，从来没有万能的人，大家谦虚一点既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光辉形象，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日三餐。

前不久我看到同学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