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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赵树理、周立波与柳青，研读李准显然更为艰难。那种企图抓住某种形式或风格进而解开社会主义经验“褶子”的方式，乍一看无法直接运用到李准身上。为此，朱羽老师尝试引入“时势”概念，将政治任务、政策与文学的关系作为前提进行观察，以激活李准式写作的潜能。择取李准在不同的“时势”中创作的几个文本（《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李双双》、《瓜棚风月》）展开分析，将这些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文本，视为一部不断将时势吸纳在内的总体作品。这种做法有助于打破将李准作品理解为“遵命文学”或简单复制政策的误区，彰显了李准作品的形式感。对李准作品的分析，展示了当代文学顺势而为的基本机制，同时敞开一种对于文学创作能动性的新理解。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年第5期，感谢朱羽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字里行间的“时势”

——研读李准

作者/朱羽

一、“时势”与“文学”：以李准为方法

相比于赵树理、周立波与柳青，研读李准显然更为艰难。那种企图抓住某种形式或风格进而解开社会主义经验“褶子”的方式，乍一看无法直接运用到李准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新颖”的赵树理小说技艺出发来思考革命现代性，以周立波笔下的“风景”为焦点来一窥农村集体化进程中主客体转型的踪迹，从柳青将叙述的文学语言与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协调在一起的努力中，触摸到赋形新人内心生活的可能性。[1]但是李准的创作似乎缺乏那种攫住注意力的鲜明的形式要素。面对这样的作家，阐释者难免会遭遇方法论上的无措感。

不过，切入李准写作的合适方式，早已有人提示出来，而真相或许并不可爱——至少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可爱：“李准同志一直是在配合政治任务的，而且配合得好。”[2]当时批评界的强势声音即认为，李准的创作同现实结合得很紧，总是能及时地创造那些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新人物。中肯地讲，任何一位社会主义作家原则上都应具备这一特质，但无疑李准表达得特别明显与“及时”。这应该与他的写作起点有关:作家李准的诞生，与新中国第二次文代会之后的文艺导向紧密相关。[3]李准的创作由此具有一种别样的认知意义，而这也逼迫阐释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已有的阐释路径。概言之，政治任务、政策与文学的关系在此得到自觉而具体的展示；而李准文学创作的“文学性”或结晶化历史难题的能力，亦需放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获得恰当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李准的创作反而成了一种基础性的社会主义文学装置的典型案例。因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充分打开李准的创作，也意味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找到一种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法。

为了激活李准式写作的潜能，我尝试引入“时势”概念。这一古典概念在汪晖的解释中，意味着儒者对历史断续的理解，以及对于天理之时间特质的把握。所谓“势”尤指“支配物质性变化的自然的趋势或自然的力量”[4]，“这种自然的趋势或自然的力量固然总是落实在促成其自我实现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的身上，却不能等同于物质性过程本身”[5]。亦有治中国哲学者认为“势”的概念既涉及特定的行动背景，也体现了现实存在的普遍内容；既基于当下也展现了事物的未来趋向；既包含与行动直接相关的方面，也兼涉间接影响行动的因素；既内涵必然之理，也渗入了各种形式的偶然性；由此展现为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实践背景。[6]此种古典概念当然无法化约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或列宁所谓的“形势”以及葛兰西笔下的“力量对比”，但并不等于不能在此做一番“翻译”。“时势”概念，尤其是“势”的概念，包含着重新组织所谓历史规律、政治理想、集体实践与主体决断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可能性。后设地看，如果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理想视为“天理”一般的存在（或至少处在此一位置之上），那么，历史实践的展开本身即为时势。而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表达，更是深刻的时势的产物，每时每刻彰显出关联着“理”的权衡与决断。这一概念有助于打破将李准的作品理解为“遵命文学”或追随政策而进行的简单复制的误区，从而敞开一种对于文学创作能动性的新理解。“时势”概念的优势，正在于能把政治理念、政策及其落实以及人的改造皆囊括在内，进而凸显出历史断续的辩证法。

李准（-）

李准的写作给人最为直接的印象或可表述如下：他非常主动地将具有普遍化潜能的实践经验处理为叙事要素，以此方式使自身的写作成为时势的一部分。比如《李双双小传》的核心事件“办食堂”，就关乎“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的兴起以及相关政策推动；特别是河南经验一度得到中央肯定，《李双双小传》几乎一一再现了上述经验的诸多要点：改革炊具、讲究卫生、清洗食堂人员中的不纯分子、强化领导力量（领导积极介入）等。[7]但需注意的是，虽然政策-事件（以实践形态展开的政策）可以为文学人物行动设置某种边界，人物的行动、性情与性格特质却无法从政策-事件中完全推导出来。毋宁说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系统的铸造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操作方式。从李准创作李双双形象的准备工作中就可以看出，“李双双”的最终成形，是他对几次下乡落户时了解到的不同先进妇女形象进行整合的结果：如贴“小纸条”的龙头村妇女队长、与多占工分的落后妇女吵架的小组长、自告奋勇述说自己事迹的女炊事员、揭发落后妇女而遭报复的女共青团员、因公不因私而推荐自己丈夫的女会计、帮人打离婚官司的妇女社长。[8]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时间线索，与政策-事件的时间线索之间，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在此意义上，人物形象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并不一定随政策事件的改变而速朽，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李准能在年代初迅速将“办食堂”的小说改编为“评工分”的剧本。

由此看来，所谓文学中的“时势”，或许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政策方向与更为具体的政策-事件成为叙事前提或直接化作情节。（二）人物形象尤其是人物之间的搭配——比如李准所喜用的“夫妻档”家庭冲突成为新旧斗争的微缩化表达——与更为持久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关，也与生活世界的变动轨迹有关。（三）人物行为与内心的边界、叙事的边界也反过来测度出社会主义政治与伦理的边界——“理”的历史世界的边界的浮现，以及“时”之真正转型的征兆。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时势”，自身包含着多重时间特质，在这里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变化节奏。更为重要的是，时势本身是一个断与续、变与不变相交织的进程。李准的写作不仅关联着第一层的政策的时间性，也关联着第二层的人物变化的时间性，更因为他的文学生涯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因此也触及了第三层即时势之内乃至时代之间的辩证断续。

从上述视域出发，我尝试择取李准在不同的“时势”中创作的几个文本展开分析：“双百”时期的《没有拉满的弓》（）、“大跃进”时期的《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小说集两版）、“大跃进”结束后的剧本《李双双》（）与农村改革初步完成时期的《瓜棚风月》（）。从可资比较的抽象主题要素来看，这些作品都涉及基层农村集体单位中的劳动与物质利益问题；同时也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数种“自发性”[9]，以及几种可资比较的个体与集体的关联方式。因此，本文也是将这些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文本，视为一部不断将时势吸纳在内的总体作品。李准创作的形式感，将在字里行间的时势中彰显出来；而当代文学顺势而为的基本机制也将同时得到展示。

二、《没有拉满的弓》与“社会主义经济人”的

寓言空间

《没有拉满的弓》原刊于《长江文艺》年五月号，年李准将之编入自己的小说选集（更名为《冬天的故事》），可见他对之颇为重视。此篇作品与《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都可算作“双百”时期的产物，但似乎未受到当时的评论界重视，甚至连批评也没沾到什么边。[10]的确，与《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相比，《没有拉满的弓》虽然笔头也流露出讽刺与批评，却更少“干预文学”腔调，反而承续着李准更早时候农村书写的基本“问题”感觉（如《冰化雪消》）。略做一些横向爬梳，便能发现李准依旧以年代中期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为叙事前提，特别是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中强调的发展副业对于巩固合作社的重要性。[11]搞好副业成为情节发动要素，或多或少与此相关。更为关键的是，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要求——其中“社和队的决定要和群众商量”[12]一条尤为重要，或可看作是小说直接秉承的政策精神，亦成为情节矛盾展开的思想依托。这也是“双百”时期的民主化取向在此篇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在这一严格意义上的语境线索之外，小说显然还关乎如何教育群众与发动群众这一更为恒久的政治文化议题。这也就涉及了对于年代基层合作化组织中的干群关系的反思。但更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启用了一种实验性的叙事策略，展示了某种颇成问题的人性理解对于干群关系的损害。

《没有拉满的弓》的主要人物是十七年文学中相当少见的一种类型，或可暂且命名为“社会主义经济人”。此种形象的基本特征为：在社会主义集体框架内将人际关系化约为基于需要的经济交换关系。[13]主人公五里台高级社副社长陈进才在社员群众口中是个机灵人、能干手，他的威信来自于对于经济活动不可思议的把控能力（“曾经给社里买过七个牲口，没有一个不是便宜几十元到一百多元”[14]），县委蓝书记称他为“一根钱串儿”[15]。他对于任何可以转化为钱的东西极为敏感。正社长炳文在他眼里虽然直爽厚道，但却“太老实，不够机敏”[16]，甚至有点婆婆妈妈气。

叙事的实际展开是在农历十月，地里农活较少，农民相对空闲，腾出了足够的空间进行副业活动与商业交换。而社里一把手炳文赴地委党校学习，则给了陈进才的算计理性与治人方法以充分的“实验”空间。陈进才拥有经营农副业的惊人本领与“管理”社员的狡黠手段，对付年龄不同、脾性各异的社员，颇能分而治之。小说第一小节的“取钱”场景即是此种“人学”的展示。陈进才有着一种很少呈现于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中的超乎常人的“投资”眼光，与供销社、银行营业所、土产公司的干部混得极好，他消息灵通，对诸种业务皆有兴趣。陈如此“能干”，小说进展到快一半时，眼看着就要将“弓”拉满了：在社务委员会上，陈进才通报了“已经有十三种副业可以搞”，“从磨豆腐说到养猪，从养猪说到做木器家具，最后一直说到做变鸡蛋，做麦芽糖”。[17]

但他的跌落也正在此刻。在炳文的视点中，陈的毛病被一一拎出：爱用小聪明，学习很少，不相信群众。陈对于“人”的预设极低，对于身边的帮手也要反复考验，生怕他们有私心；同时，对于任何动员性的、具有一定政教意味的“开会”，则抱有厌恶。这与他对于人性的理解相关：“社员们要的是什么？是工分，是钱，是粮食。他多做十分，他就能多分，他不做，就没有。”[18]这种近乎理性经济人的预设，充斥在陈进才这位“改革式”管理者的脑海中，也成为他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针对此点，小说后半部分启用了一种相当戏剧化的反噬逻辑。一旦陈进才想只通过利益与奖惩来“卡”社员群众，群众就可以将这种算计逻辑释放到溢出五里台高级社的程度：所有人都奔着更有利可图的活儿去，比如割干草卖给运输公司而不参与社里组织的副业劳动。最具反讽性的场景是：当陈进才少见地给运输公司戴了政治“帽子”，而后者不得不与农业社签订代收干草合同时，依旧没有一个人来帮社里整烟叶。“因为有人说城里胶轮大车要干草，运输公司将来总得来收，有很多妇女就把干草放在家里。”[19]陈进才的做法可以归入后来毛泽东所批判的“见物不见人”的政治经济学脉络，他的举动所呈现的正是经济理性脱嵌出社会主义“精神”的难题。

《长江文艺》年五月号刊出《没有拉满的弓》

陈进才对群众自发性的预判及其最终的失控，形成了一种高度寓言化的叙事结构。然而有趣的是，作者的叙述口吻却始终在讽刺与不过度批判之间摇摆，即一方面用“没有拉满的弓”的寓言，将陈进才的做法问题化；另一方面又在诸多段落里凸显陈进才并不自私（对自己家庭没有特别照顾，也颇能以身作则）。叙述者数次强调他一直在意的是搞好集体，比如一开始点出的那只为了方便边吃边办事而到处端着走的“大碗”。让人好奇的是，陈进才一心为集体的动力何在？小说里有一些暗示：每当他为合作社节约下开支或为社里的副业发展找到门路后，总会从心里浮现出高于所有其他社员的得意。这种隐秘的优越感建立在陈进才的经济才能之上，他仿佛觉得自己才是这个集体唯一的主人。在陈进才眼里，其他人都是“经济人”，只有他讲“社会主义”。但此种“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变相的优越论或等级结构。李准对于陈进才动机的纯化，使之具有了寓言性。陈进才也确实表现出了寓言式人物一条路走到黑的偏执特点。作为正确观点发表者或者说政教题旨暗示者的社党分支书记银柱多次提示他去发动群众，稍有头脑者都会采纳这一扭转颓势的方法，但进才却没有。

然而，作者也不愿意使小说过分流于寓言化。他启用了一种以后反复出现的“夫妻档”人物搭配。甚至可以说，陈进才的妻子、第三队妇女队长玉梅颇有后来李双双的影子。小说用不少笔墨描摹夫妻两人的情感关系，这样一种对于日常现实较为严肃的模仿，使人物不至被拖入滑稽讽刺的境地。这就是《没有拉满的弓》所展示的歧义性：一方面以寓言化的方式构造叙事与人物，将陈进才的品性极端化，使故事呈现为不可控的反噬过程；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让陈完全陷入反面人物的境地。

李准为何对陈进才留有余地？这是溢出显见主题之外的关键问题。陈进才与乔光朴在某些地方十分相似。缺失一种更为现代、更聚焦于人心的管理术，成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者批评乔光朴的基本措辞。[20]但陈进才若“进化”为更懂得“情感”动员的管理者，就能催生出良性的干群关系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陈进才隐秘的优越论依旧无法得到处理。正是在尝试动摇这一优越论等级的意义上，李准的叙事与改革时期关于管理的思路极大地拉开了距离。

小说本身隐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读全篇，一个现象十分刺目，小说没有用阶级来划分人群。阶级话语的缺席在此具有一种叙事上的必要性，是陈进才管理实验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在小说末尾，炳文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似乎意味着阶级视野的真正来临。因此，《没有拉满的弓》也是一次不以阶级斗争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叙事实验，是一篇单纯“见物”式管理之不可能性的寓言，也宣告了“社会主义经济人”内在的矛盾及其破产。但除了陈进才与群众相互算计的情形之外，在小说末尾，还出现了一群“觉悟高”的无名社员，他们自发地来看望病中的进才，并表达出对于集体的关心。就在炳文“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21]话音刚落，他们便到场了，表达出另一种“操心”：“平常倒不觉得，进才害了病，我担忧起来。说的是社，其实和自己家一样，要说比家还重要。你想，地、牲口、我这几口人的嘴都交给社了，也就是说把命也交给社里了，谁不操心哪！”[22]听到这些，进才“忽然伏在被子上哭起来”[23]。这一场景明明白白地呼应了青年银柱对进才的批评：“你认为群众就不会有积极的一天了，就得和他们玩手段，比心眼！这是合作社，有人家一份。他们是给自己干，不是给别人干。”[24]当时进才的反应却是一气之下想撂挑子，因为他觉得银柱贬低了自己的能力。但此时，“给自己干”的社员在场，才真正触动了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挫败的陈进才。当社员们自己表达出社是我的社时，陈进才的“经济人”思路才会趋向瓦解。他那种高于其他社员的优越论才会被松动，因为这种优越论所以觉得只有自己有资格代表集体的幻觉才有了消散的可能。

小说以此种方式结尾，宣告了一种净化、纠正的可能，也暗示陈进才在领导集体生产上依旧可发挥作用，从而有了成为“新人”的可能。李准最后的叙事选择——那群无名社员动情的表态，而非单纯炳文的政教言辞——也表达出作者对于问题核心的把握：社是大家的；政治无法脱离经济，经济里蕴含政治。但是《没有拉满的弓》点出却无法在个别叙事中回应的更大的问题是：杂糅了物质鼓励与政治措辞的“教育”，同实际的管理术之间，究竟能达成何种良性的关系？“见人”与“见物”究竟如何共存？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人在叙事上必然会遭遇自我瓦解的僵局，那么政治、伦理与经济之间究竟应该达成何种有效的联通与互动而不至于滋生单纯的算计心与建基于能力之上的优越论？这是《没有拉满的弓》中显现的历史难题。当然，很快，小说的许多叙事前提将不复存在，特别是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施之后，在叙事上，许多群众的相对落后的“自发性”将事先被抑制住，而这也将变换文学本身的色彩。但无疑，《没有拉满的弓》对于干部、群众心性的刻画，创造出了一个溢出政策事件乃至人物系统的寓言空间。

三、时势中的“李双双”

与《没有拉满的弓》所诞生的时势不同，《李双双小传》能够出现，无疑得益于大办公共食堂的契机。但李双双形象之所以成立，源于李准20世纪50至60年代几段颇为深入的落户生活，特别是他在登封县金店公社马寺庄几乎亲历了整个“大跃进”过程。李双双的诞生还呼应于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纪念，刊载《李双双小传》的那一期《人民文学》同时发表了《种子》《一点红在高空中》《孙孙的名字》等歌颂劳动妇女的作品。从李准的创作谱系来看，对于“新妇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