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瀛培(－)，男，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医疗史、妇女史。

摘要：今天“中国道路”的选择与过去“中国经验”的总结密切联系，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便是其中重要体现。首先，现代中国妇幼卫生的理论与实践同中国古代妇产医学中的预防保健思想有关。其次，它受益于近代西医东渐后的公共卫生学及西方妇产科临床医学。第三，随着现代国家妇幼卫生行政的建立与健全，杨崇瑞跨越年的开拓性探索与总结非常重要。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在吸收“旧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1](P6)。“中国道路”的选择往往与“中国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的道路也在近代以来经历了探索、发展、曲折和成熟的过程，跨越年前后的“旧中国”和“新中国”。现代妇幼卫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是在近现代中国逐渐兴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国家卫生行政重视的内容，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两大源头：一是传统中医中的疾病预防与妇产科知识体系；二是近现代西医东渐以来的公共卫生学和西方临床医学中的妇产科学。它们交汇于近现代中国这一时空，逐渐形成中国现代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道路。中国本土医学院培养的妇产科医师杨崇瑞博士在其中扮演了开拓性的角色，她的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先后被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认可。

学术界针对近现代中国“妇幼卫生”已有较多成果，但讨论的重心多围绕某地某时妇幼卫生的具体举措。关于杨崇瑞对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贡献，蒋菲婷(TinaPhillips)、赵婧的研究有一定涉及。蒋菲婷将“南京十年”(-)中国妇幼卫生的发展归功于国民政府对国家现代化的追求和西方教会慈善组织的支持。杨崇瑞发挥的作用主要在旧式接生婆的改造和新式助产士的培养上，而这两项工作得益于国民政府卫生部的支持和协和医学院的帮助[2]。但如杨崇瑞自己所言，“中国助产的发展应该成为妇幼卫生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仅把杨崇瑞对中国妇幼卫生的功劳局限于推动新式助产。另外，蒋菲婷对杨崇瑞与中国妇幼卫生的研究聚焦于“南京十年”，难以全面地考察当前中国妇幼卫生的发展道路与民国时期杨崇瑞的努力存在何种关系。赵婧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的妇婴卫生行政、产科教育、助产士及分娩医疗化等进行了考察与评估，但同样未能解决妇幼卫生跨越年的问题[3]。

一、传统与现代：现代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起源的医学背景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伴随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独特的深奥理论，又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理论指导临床，临床实践印证理论，相辅相成，历久而不衰。

在传统中医妇产医学中，妇婴保健思想与实践早已有之。中医妇产科的内容起源于先人对妇女孕育的认识，在已出土的甲骨文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妇女生育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妇产科专著和专业医生[4](PP1-16)。传统中医妇产科学理论在战国时开始萌芽。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土了一批古医书，内含《胎产书》，其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内容包括妊娠胚胎发育过程、十月妊娠养胎、预防难产、求嗣、子痫等[4](P31)。从“预防难产”可见，那时与孕产相关的医学论述，已有预防保健思想。

李贞德对汉唐之间“生产之道”的研究显示，中国古代的孕产期保健意识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唐代以前已有“入月”，在“入月”中，“服药滑胎”和“设帐安庐”两种产前护理法已较明确。分娩时，则有“下地坐草”“助产失理”“难产救治”等产时保健内容。胎儿产出、胞衣娩出后，分娩虽告一段落，但医者除照顾新生儿外，还要继续观察产妇的状况。李贞德指出，从先秦到唐代的医方中，对于分娩后的各种不适，皆以“产后”称之。产后主要有基于急救的“新产安危”和基于保健的“在蓐保健”[5](PP-)。

汉唐之间妇产医著中有关妇幼保健的理论内容也较丰富。东晋医家陈延之的《小品方》中即有预防保健思想。该书认为：“古时妇人产，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对产后保健问题则提出了与现代较近的观点：“妇人产后满月者，以其产生，身经暗秽，血露未净……满月者，非为数满三十日，是跨月故也。若是正月产，跨二月入三月，是跨月耳。”[4](P62)南北朝时期，北齐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更是一部具有较强孕产期保健思想的医书。书中对孕妇每月的预防保健措施都有讨论，很多观点对预防流产、早产与难产有重要意义，被后世医家广为传抄与学习[4](PP75-77)。汉唐之际，一些中国医学大家的经典医籍中也有对妇产科知识的论述，其中不乏预防保健思想，如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等[6](P3)。唐代王岳的《产书》与昝殷的《经效产宝》都显示了时人对于妊娠期生活调养、预防难产、分娩过程与环境、产后疾病预防等的认识发展到新高度[4](PP-)。

遗憾的是，唐代及以前，这些妇产医学知识中的预防保健思想毕竟只是医家之言，并不会那么普及性地被民众及非医家之助产者(如产婆)所掌握。宋代之时，妇产科发展为独立专科，这与朝廷“插手”医学有关。年，宋廷设立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太医局，下设九科，包括产科。此后，中医产科的研究不仅是医家的行为，而且是类似于现代国家行政的一种需要，妇产科学理论与实践因此得到飞速发展，其中预防保健思想也得到继续补充。著名的《妇人大全良方》便产生于这一时期。作者陈自明集前人之大成，分别对胎儿发育、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难产防治、妊娠期疾病、产褥期产后护理等作了详细论述。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内容齐备的妇产科专著，被认为在理论与实践上皆成完整体系。

按惯常思维，经历了宋代妇产科的独立分科，妇产科学应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迅速发展，然而，明代以后，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对妇产科学研究带来负面影响——以男性为主的医者被迫远离了分娩空间，也就远离了妇产医学研究的第一现场。分娩空间开始被女性医疗照顾者占据，即使有像费侠莉(CharlotteFurth)笔下谈允贤那样的杰出女医[7](P)，但比例太小，分娩空间更多地被现代话语批判的产婆所把持。不可否认，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尤其是古代，技术精湛的产婆有很多。但与从事中医产科的医者相比，产婆的劣势并不体现在处理正常产，而是在应对异常产问题时的综合能力不足。尤其是她们无医家的妇产科知识储备，无医家蕴含在临床妇产科知识中的预防保健思想。当异常产发生时，再把产妇送至医家，常已来不及。此后，中医妇产科医家的重心也逐渐转至妇科。这也许是近代以来中医妇科应对女性身体疾病时，依旧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原本妇产科医籍中呈现的预防保健思想也未得到更好地实践，中医妇产科医家更偏向于临床治疗。占妇婴保健重要比例的孕产期保健也就在传统中医妇产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相对停滞。另外，明清两朝，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瘟疫都无太多干预，遑论现代医学中需要国家卫生行政支持的妇婴保健。

明末清初，西医东渐，现代医学随教会入华，使中国进入中西医冲突或汇通的时代。妇产医学领域，随之而来的是西式助产与外科手术对妇产科的介入。年，广东的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Hobson)翻译的《妇婴新说》(TreatiseonMidwiferyandDiseaseofChildren)在上海出版，该书被视为中国第一本关于西医妇产医学的中文书籍[8](P)。西医妇产科手术也在教会来华医师的柳叶刀下，开始与中国女性身体亲密接触。

这些开端对中国现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重医院的成立以及女西医、助产士的培养。

女西医的培养方面，教会医师在传教与医疗中发现，中国妇女与男性医者之间有一层隔阂，为此，他们除派出女医学传教士外，还在中国选派女子出国学医。随着传统中国妇女走出家庭空间，一些女性以官费或自费的形式出国读医科[9](PP-)。清朝末期，在华教会也创办女子医学校培养女医。这些近代学习西医的女医多以妇产科为业，然而她们的数量毕竟有限，因为高等教育那时在整个中国都是极其缺乏的。

退而求其次，西方盛行已久的“助产士”一职，开始进入传教士或国内有识之士的视野。由于明代以来程朱理学对“男女之大防”的设置，由西医东渐而来的“助产士”，在刚起步之时便成为单一女性职业。然而，因女子受教育机会不足，近代助产士的培养也供不应求。

因此，近代中国虽已有来自现代西医的妇产科学与新式助产，但它们的医学实践多只是新法接生、妇产科疾病治疗，并未演变成现代妇幼卫生的理论，更不用说与国家或政府合作开展相关实践了。相比于传统中医，现代西医只是在妇产科技术上做了更迭，工作方式依旧未变，也未对明代以来产婆把持的广阔分娩空间产生冲击。

到了民国初期，情况依旧如此。基于西方现代妇产医学的助产教育在通商口岸城市逐渐增多，但此时的助产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未得到规范管理。它们只是单纯培养可以接生的助产士，学生所学内容主要围绕产科知识，而并无妇幼卫生、妇女保健学的内容，这也与其创立者无基于预防医学或公共卫生的妇幼保健理念有关。毕业生多成为开业助产士，医院做辅助工作，甚至在社会上冒充产科医生。一位在协和医学院受公共卫生学影响较深的妇产科医师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她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开拓者”“创始人”“先驱”的杨崇瑞。

现代中国妇幼卫生之路是从杨崇瑞在民国时期的努力开始的，她不仅是这项事业的实践者，且是理论的开拓者，其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并行发展。

在西方，19世纪下半叶，以人群为基础的医学观点逐渐被认识和肯定，这促进了公共卫生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