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治疗白癜风要多少钱 http://pf.39.net/bdfyy/

《陈垣和家人》（修订版）

作者：曾庆瑛

出版日期：年7月

陈垣先生既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史学家，也是一位可为百世师表的大教育家。

他有漫长而丰富多彩的教育经历。陈垣先生从年十八岁起教私塾，开始长达七十四年的教学生涯。年起，他先后在广州义育、振德等中学讲授文史课程。年，为暂避清政府的迫害，他回到家乡新会在篁庄小学教国文、算学、体操、唱歌等当时还是很新鲜的科目。年，他从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留校讲授解剖学、细菌学等。民国成立，年他当选为众议员，从此在北京定居。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涌入北京，他在年先后创办孤儿工读园和平民中学，任园长和校长。年，他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导师，此后先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年起，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至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担任大学校长前后共四十六年。年底至次年5月，他还担任国教育次长并署理部务。这样的经历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他有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思路。陈垣先生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学著作，但是他在教学实践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再贯彻到自己的教学中，并通过各种途径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和子弟。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精神遗产。

他的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粗略统计，陈垣先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讲授过的课程数十门，课时近万，直接教过的学生上万。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将他的教育思路和方法代代相传。尽管有些学生当时觉得他要求过严，但事后无不认为得益非浅，终身受用。他的学生也有一些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国内许多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学生。他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大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大学图书馆员。年庆祝北师大成立六十周年时，他以《今日》为题赋诗，“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道出了一位终身“树人”者的心情。

得意门生

陈垣先生任教七十四年，任大学校长四十六年，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真可谓：“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他年为庆祝北师大成立六十周年所写诗的两句）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年，热爱学生，为祖国和社会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材，要写他与学生的关系，只能从中选择一些典型。

学术界有“陈门四学士”和“金童玉女”的说法。陈门四学士，亦称“陈门四翰林”，有时也称“南书房行走”。按年龄顺序，为余逊（余嘉锡之子、北大历史系教授），柴德赓（辅仁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启功（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余嘉锡之婿，北大中文系教授）四人。

所谓“南书房”，是指陈垣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三十二年）也是最后的住所兴化寺街五号的南院客房。此处住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两进四合院。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文学院的这四位青年教师余、柴、启、周，经常去向陈垣先生请教，南院宽敞的南房就是师生们切磋学问的地方。还有人在陈垣的书中发现夹着他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四人的名字，于是“南书房行走”、“陈门四翰林”、“陈门四学士”的名称就传开了。

所谓“金童玉女”，“金童”指柴德赓，“玉女”指刘乃和。

1、柴德赓

柴德赓，年慕陈垣先生之名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当时陈垣任史学系主任，并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课程。柴的学识很快引起了陈垣先生的注意，现在保留下来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稿上，写了一条批语：“十九年（）六月廿五日试卷，师大史系一年生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四卷极佳。”其中第一人就是柴德赓。从此以后，陈垣先生就对柴重点培养。柴的经济比较困难，柴还在师大学习期间，陈垣先生就把他介绍到辅仁附中教书，后来又聘他到辅仁大学任教。陈垣先生写好文章，就请他提意见，挑毛病，也是培养、锻炼他的一种方法。如柴保留一封陈垣给他和辅仁另一位教师储皖峰的短函说：“附录一篇，已托皖兄转呈。考证文最患不明白，令人易于误会，又患有可省不省之字句。关于此二点，希两兄为我尽力挑剔，俾得改定，至以为感。”当时，陈垣先生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师，而柴还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教师，陈垣先生的态度是这样诚恳、谦虚，令柴十分感动。后来陈垣先生又把他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写的讲稿交给柴，让他继续讲授这门功课。柴逝世后，他的学生把柴的讲课笔记整理成《史籍举要》一书，屡获大奖，这其中凝聚了陈垣多年的心血。年底，陈垣计画同柴一起离开沦陷区的北平到大后方。临行前，派驻辅仁的教会代表雷冕（德国神父）苦苦哀求陈垣留下。陈垣先生考虑到，如果他一走，辅仁大学很难维持下去，而数千名不愿在敌伪注册的学校教书、读书的师生将面临失业、失学，只好勉强留下，与柴泣别。柴一家辗转到了四川江津，柴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虽然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初期，双方通讯困难，但是现在还能在陈垣先生与长子乐素的家书中，找到一些反映陈柴师生情谊的珍贵资料。

当时陈垣长子乐素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授。家书中提到的（陈）潜是陈垣先生的次女，在重庆工作。陈垣先生从年5月至年7月期间，有9封家书都提到了柴。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六月卅日曾复伊二月九日来函，由潜夫妇转，未知渠收到否，余极愿他回辅仁也。……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年10月7日。“青兄”指柴，柴字青峰）

《表微》“本朝篇”一份寄汝，有意见可告我。……“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也。（年12月3日）

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来，未知途中易走否也？（年3月25日。当时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解散，所以说“殊可念”）

这些家书中所反映的陈垣先生对柴的感情与评价，没有任何的夸张与掩饰，是最真实的想法。“他能知我心也”，陈垣视柴为知己，这是老师对学生的最高评价。

年3月，与柴德赓、刘乃和讨论整理、点校新旧五代史

年秋，柴德赓回辅仁大学，是陈垣先生护校、改革的得力助手。年，为支持地方高等学校，柴被调至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任系主任，与陈垣先生通信不断。年3月，柴致函陈垣先生，说：“连日甚寒，请夜间勿去书斋胡同。”陈回信说：“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因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提灯到院子时，就想起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尊重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陈垣先生写信极少用白话文，这是难得的一篇。这封信的文字幽默温馨，反映了师生间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它的丰富内涵。“书斋胡同”和“半夜提灯入书库”的“本事”，需要作些解释：陈垣先生的书库，在兴化寺街5号后院的三间西厢房。他藏书达四万余册，绝大部分是线袋书。书都码在书箱上，一个书架上放两或三个书箱。书多房不大，所以两排书架之间的距离很窄，陈垣戏称之为“胡同”。他对自己藏书的位置十分熟悉，要查某一部书，常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百无一失。师生之间讨论学问，有时到深夜。一个问题，双方有不同意见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以书为证。于是两人提着马灯，拿起小凳，到书库去查书讨论。问题解决，乐在其中。柴远在苏州，担心老师在研究中想起一个问题，急于查书解决，半夜也要提灯入库，所以苦心相劝。老师的复信则是对学生的真切感谢。师生之间真可以说是情真意切。年，陈垣先生主持新旧两部《五代史》的校点工作，特别把柴借调回北京协助工作。“文革”开始后，柴被“造反派”勒令回苏州接受批判，年因心脏病突发猝死。据说，心脏病最忌激动、过劳、过饱。这天，柴拉车劳动了一天，非常疲劳，又得到宣布“解放”的消息，兴奋得饱餐一顿，结果猝死，享年不过六十二岁，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实在可惜！

2、启功

启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但他自幼家境困难，中学都没有毕业。年傅增湘先生将启功介绍给陈垣先生，陈垣很赏识他的才学，认为启功写作俱佳。傅增湘先生曾对启功说：“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启功记着傅先生的嘱咐，去见陈先生。可是初次见面，启功觉得陈垣先生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才使得启功心里的一扇窗打开了。

陈垣先生先是把启功推荐到辅仁附中当一年级国文教师。在交派工作时，他特意嘱咐启功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子不同，你站在台上，他们坐在台下，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中学生，特别是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也正是脑筋最活跃的时候，对他们一定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可对他们有偏爱，更不可偏恶，尤其不可随意讥诮讽刺学生，要爱护他们的自尊心。遇到学生淘气、不听话，你自己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你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就是师表，你要用你的本事让学生佩服你。”上班后，启功按照陈垣先生的嘱咐，丝毫不敢怠慢，认真上好每一节课。但是，后来附中校长以学历不够为由将他解聘，陈垣先生又把他推荐到辅仁大学任教，让他和其他几人各教一个班的大一国文。陈垣先生除了自己带班教课，还要带这些青年教师。在开学前，陈垣先生曾教导启功说：“这次教大学生又和中学生不同。大学生知识多了，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教一堂课一定要把有关内容都预备到，要设想到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免得到时被动。要善于疏通课堂空气，不要老是站在讲台上讲，要适当地到学生座位中间走一走，一方面可以知道学生们在干什么，有没有偷懒、睡觉、看小说的？顺便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好不好，学生记下了没有，没有记下的就可顺便指点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创造一个深入他们的气氛，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环境，让学生们觉得你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到了大学更要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要多让学生写作，所以上好作文课是非常重要的，批改作文一定要恰到好处，少了，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收获；多了，就成了你给他重做，最好的办法是面批，直接告诉他们优缺点在哪里，他们要有疑问，可以当面讲解，这样效果最好。要把发现的问题随时记在教课笔记上，以便以后随时举例，解决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陈垣先生除了亲授教学经验以外，还经常亲自到课堂上了解教学情况，并且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当时，启功在教授大一国文时，开设了书法课。陈垣先生建议将其中一些帖拍成幻灯片放给学生看。在课堂上，启功具体讲解书法作品的用笔、结字、行气、篇章等特点，陈垣先生手拿木尺指挥，每敲一下桌子，管放映的人就会放一张新幻灯片。整堂课下来，二人配合得格外默契，台下学生们听得也饶有趣味，收获很大。

数十年来，从做人、做学问、教书，陈垣先生耳提面命，悉心培养，启功也不负师恩，在学术和书画上取得很大成就，两人演绎了一段可以留传后世的师生情。

年11月，与启功合影

启功最初学习时，不知从什么方面和角度入手写文章。陈垣先生问他：“原来你都读过什么书？其中哪些读得最多、最熟、最有兴趣？这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回答说：“我原来随戴先生读了很多经史一类的书，但我的兴趣还在艺术方面，我也接触、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陈垣先生说：“那很好，艺术方面有很多专门的知识，没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切实修养，还做不了这方面的研究，你很适合这些题目。”在陈垣先生的鼓励下，启功德第一篇论文是有关《急就篇》的研究。这是一本史游编的童蒙识字课本，常常博得书法家的喜爱。

曾经有一位辅仁大学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想让启功去管一个科室，薪水要比普通教师高得多。启功向陈垣先生提及此事，陈先生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说：“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陈垣先生哈哈大笑说：“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启功立刻告辞，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的好意，并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

年，启功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映较好，修改补充后，将由出版单位作专书出版，去请陈垣先生题签。先生非常高兴，问启功：“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答曰：“这是第一本。”又对此书问了一些问题，忽然问启功：“你今年多大岁数了？”答曰：“五十一岁。”陈垣先生即历数戴东原只五十四，全谢山五十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这充分体现了陈垣先生希望启功能够早日成为大学问家的期望。

、年间，启功请陈垣先生为其新书题签。这时陈垣先生生病了，禁不得劳累。但看见这启功手里的一叠稿子，非要看不可。启功知道陈垣先生如果看完那几万字，身体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词说还要修改，改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字，准备将来作为“大题”，分别用在各篇名下。启功说还有一本杂文，也求题签。陈垣先生此时已不太能多谈话，启功就到旁边房间等待。不多时间，秘书举着一叠墨笔写的小书签来了，启功真喜出望外，怎能这样快呢？这是因为陈垣先生看到学生们取得了成绩是非常高兴与兴奋的。

启功对待陈垣先生特别尊重，真有“师生同父子”的感觉。他是满族人，每年过年都要来给陈垣先生拜年，而且要行大礼。一年春节，我正好碰到启功先生毕恭毕敬地给陈垣先生磕头拜年，那情景真令人感动。陈垣先生逝世后，启功先生一直牢记老师的恩情。在陈垣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启功先生写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文章，他说，他写这篇文章是用心在写。可见，他与老师的感情有多么深。近年来，他得知我们正在编《陈垣全集》，非常高兴，每次见面，都要询问《全集》的进展情况，并欣然同意为《全集》作序、题签。非常遗憾的是，启功先生没能看到《全集》的出版，但他对老师的那份真情实感，却让我们每一位陈垣先生的后人感动。

3、方豪

方豪，字杰人，浙江杭州人。历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台湾大学教授。曾任台湾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天主教名誉主教。主要从事宋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研究。

方豪作为陈垣先生的学生，他的经历与常人不同，他是在修道院里通过给陈垣先生写信来求教问题的，而且这个过程完全是不能公开的，因为修道院禁止与外界通信，方豪的学习过程可谓“偷学”。方豪在《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文回忆说：“我第一次冒昧地写信给陈先生，是民国十五年（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业。当时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严的是：绝对不许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陈先生的通信，很显然是犯了修道院极严重的戒条，但我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设的启悟小学教书，往返信件，即由他代为偷送。”《陈垣来往书信集》收入方豪与陈垣的通信39通，从中可见这位修道院中的学生对陈垣先生学问的崇敬。由于不能自由、经常通信，方豪给陈垣先生的信，有很多都是写得比较长的，其中多是讨教问题及汇报学习心得。年2月的信中，方豪将一篇谈到开封犹太教的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寄给陈垣先生。陈垣在回信中写道：“所译拉丁文论犹太教一段，具见用功，唯原文材料，悉译自弘治、正德及康熙二年碑，不如仍求之汉文原本为愈。”陈垣先生既肯定了方豪的用功，更指明了如何做好宗教史文献研究。在《方豪六十自定稿》中说：“北平使我向往的原因之一，是北平辅仁大学。辅仁成立之年，我17岁，在此之前，我已和当时呼吁在华北创办天主教大学的马相伯、英敛之，以及后来担任校长的陈援庵先生，通讯讨论教史和教会文献等。”在《方豪自定稿补》中说：“我并未在国内大学读书，亦未曾留学国外，但我师事的当代史学大师却不少，陈援庵先生（垣）通信讨论达20余年，启迪最多。”可见，方豪对远在北平、长期不能当面请教问题的老师陈垣先生的尊重与爱戴。

学术界对方豪是陈垣先生弟子的身份也是公认的。陈述在《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与教学——纪念陈援庵老师诞辰周年》一文中说：方豪由研究教史、教籍而研究中西交通史，深受援庵的学术影响，还在浙江大学开设“中西交通史”课程，“以天主教神甫成为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完全是在先生直接鼓励、诱导下成才的。”牟润孙在《悼亡友方杰人——陈援庵先生与方豪》一文中说：“杰人出身于杭州天主教的修道院，他之治史学是由于与老师陈援庵先生通信的关系。修道院的修士本不能与外人通信，他为了热心求学问难，偷着给援庵老师写信，才引导他走上治中国史学的路，极为难能可贵。杰人念念不忘援老。”

方豪始终牢记陈垣先生的教诲，按照陈垣先生教授的治学方法研究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不忘师恩，抗战胜利后，写有《爱国史家陈援庵先生》一文，称赞陈垣先生是爱国史家。陈垣先生逝世后，方豪在台湾撰《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以纪念恩师，而《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公布他与陈垣先生来往书札，数度在海外讲述陈垣史学。虽然只是陈垣先生的私淑弟子，但方豪时刻牢记陈先生的引领之恩，并努力将援庵史学发扬光大。

4、陈述

年2月，与陈述在励耘书屋论学

陈述，字玉书，生于年。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旧两种中学学制并行。他上的是旧制中学，四年毕业，可考大学预科。预科两年，相当于高中。年，他初中毕业，可以报考大学预科。当时北平有名的大学史学系有四家。两家在城外：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家在城内：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陈述先后报考北大和师大，都被录取了。陈垣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校长，辅仁创办不久，规模还小。当时他还兼任师大史学系主任，陈述久慕陈垣先生之名，就上了师大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史学系。

陈述读本科时，陈垣先生已不兼任师大史学系主任，但还是教授。每周讲两小时的《史源学研究》，还有《史学名著评论》等。陈述在师大学习期间，写了《金史氏族表》一文，交给陈垣先生。

当时陈垣先生与胡适、陈寅恪先生以及钢和泰大约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学术，然后聚餐，轮流作东。在一次聚会中，陈垣先生把《金史氏族志》交给寅恪先生看，问他：“你看作者有多大年纪？”寅恪先生说：“起码四十。”又问他：“你看有什么问题？”寅恪先生说：“没有什么问题。很好。”陈垣先生才告诉他：“他是我的学生，今年才二十出头。”寅恪先生说：“让他跟我见见面。”在陈寅恪先生见过陈述之后，对这位年轻人予以了肯定。之后，傅斯年先生也表示对陈述的赞赏，《金史氏族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他同时得到了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机会。

史语所年底从北平迁至南京。年12月22日陈述致信陈垣先生，传达了四点信息：第一，陈垣先生对陈述，不仅在课堂上讲授，还有课下指点。第二，陈垣先生曾警惕学生“著论之轻心”。第三，他还指示学生，做史学论文一定要在“材料、见识、组织”三方面下功夫。第四，他反对“史论”，也就是那些脱离历史实际的无根之论。不久，陈垣先生就写了附有赠诗的回信。他知道陈述在研究道路上已经跨过“无知无畏”的境界，感到欣慰。但为了防止学生走上另一个极端，“多所顾忌”，又鼓励陈述要胆大心细，要保存“少年人气象”，并作诗一首“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这首七绝的前两句是说不同师承（也可以说是不同学派）在学术上观点不同，是正常现象，不要轻易下谁是谁非的结论。后两句的东塾，是陈澧（-）的号；东壁，则是《考信录》的作者崔述（-）的号。“东塾讥东壁”，指陈澧对《考信录》的批语。陈澧是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人，崔述是河北魏县人，崔比陈年长70岁。两人都是清代有成就的学者，所以诗中称之为“南强”、“北强”。陈垣先生的意思是，不能因为陈澧对崔述有所批评，就认为陈一定胜过崔。更何况超越前辈，是后来者应尽之责。陈述是河北乐亭人，与崔述可说是大同乡，诗中也包含有鼓励之意。陈述不负老师的期望，卓然成家，是辽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自此以后，师生两人虽然在不同的学校、机构工作，但一直保持联系。陈述有新作，都工楷抄录一份送给老师审阅。陈垣先生年去世以后，陈述写过多篇怀念老师的文章。

陈垣先生写诗不多，生前发表的更少。他的诗多带史家的特点，别有情趣。上世纪60年代，进入耄耋之年的陈垣先生曾自己整理过自己的诗稿，这首七绝也在其中。原诗无题，他先加的标题是《示陈述》，后改为《示门人》；还把诗中的“费评量”改为“费衡量”；再加上一条注文：“余藏有陈东塾批《崔东壁遗书》”。此诗已收入《陈垣全集》。

5、刘乃和

刘乃和，河北武清人（现划归天津市），年生于北京，比陈垣小三十八岁。她的外祖父名徐坊，在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开办时，与缪荃孙分任正、副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正、副馆长。

年11月，与启功、刘乃和合影

年，刘乃和二十一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年毕业，又考上陈垣的研究生。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并担任陈垣先生的助手，一直到年陈垣先生逝世，历时二十四年。这期间，她由助教升为副教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年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师大党委正式指定刘乃和为校长秘书，兼顾校长的生活。刘乃和不仅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忘年知己，也是他晚年得力的助手。

刘乃和在陈垣先生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首先是由他的学生兼助手的特殊身分确定的。

陈垣先生生前的学生成千上万，如前面介绍的柴德赓、启功等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经常在他身边帮助、照顾他。陈垣先生原先也有过几位助手，例如上世纪20年代的福建人樊守执，年曾协助陈垣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年又曾受陈垣先生委托，在福州为伯希和查找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经碑，并自称“受业”。但他们同陈垣的关系，有似主宾，不带有感情的色彩。

刘乃和与他们不同，她是由学生而成为助手，长期以来，主要工作就是为他当助手。同时，又不断得到他的教导，手把手的教，持续当他的学生。

刘乃和作为助手，工作尽职尽责尽心，她对陈垣先生的帮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学术方面。刘乃和虽然从年就入辅仁史学系，但她真正能从学术方面协助陈垣先生，是在研究生后期，特别是工作以后。她回忆道：“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一次我带着论文的问题到他家去请教。问题谈完，他忽然从书房拿出当时正在撰写的《通鉴胡注表微》的一章，让我带回家细细阅读，给他提意见。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后来，我作为他的助手，这样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凡是撰写文章或修订旧著，总是希望我能替他提出问题，甚至在写作前就研究商讨。”文中所说让他对《表微》的一章提意见，大约是年。《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的一部专著，完成于年，当时他已六十六岁。几次在家书中说：“我近来老得厉害，预备印完《表微》后即须暂停工作。”“新战线尚未开辟，将军老矣。”综观陈垣先生的学术人生，《通鉴胡注表微》是他创作的高峰，此后由于年龄的关系，已没有长篇著述。所以，刘乃和对他在学术上的帮助，主要表现在：（1）协助陈垣先生撰写《表微》以后发表的论文，如收集资料等，但为数不多。（2）修订旧著。新中国成立以前，陈垣先生的专著大部分是木刻，收入《励耘书屋丛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八种修订排印出版。修订工作包括加标点符号，修改个别文字，核对出处，看校样等。在这方面刘乃和做了不少具体工作。（3）《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

其次是行政事务方面的工作。即使是学术工作，也有许多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找工人，选纸张，联系出版社等。陈垣先生作为辅仁大学、北师大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要出席许多会议，发表讲话，批阅文件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工作，是由刘乃和协助完成的，使陈垣先生减轻了许多负担和烦杂事务的困扰。但是，大政方针、关键问题，都是陈垣先生自己最后拍板的。

第三，是生活方面的照顾。本来，助手和秘书主要是在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的。在生活方面，陈垣先生在北京有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徐蕙龄，做饭、洗衣等等有保姆，应该是无需他人插手的。但是，就在刘乃和由研究生成为陈垣先生助手的前后，陈垣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深，两人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两人分居。徐夫人搬出兴化寺街五号。她和陈垣先生所生的四位子女，三位到美国留学，大的女儿远在台湾、广州。儿子仲益虽在北京，也不在一起居住。陈垣先生胞弟的三个子女陈振基、陈雪白、陈雪娴曾经住在东厢房里几年。但他们都在大学念书，不可能太多照顾陈垣。刘乃和作为学生与助手，又是单身，于是越来越多地进入陈垣先生的生活领域。两人有共同语言，相处非常融洽。新中国成立后，辅仁与北师大合并，北师大党委决定刘乃和兼顾陈垣先生的生活，并让她住进兴化寺街五号，以便就近照顾。同时，还为陈垣先生配备了一名公务员，一名专职护士（男性）。可以说，陈垣先生的晚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的生活是比较安定、平静，心情比较舒畅，其中有刘乃和的一份功劳。

年6月，与柴德赓（坐者）、赖家度、许大龄、刘乃和等合影

当然，帮助是相互的，感情不是单行道，陈垣先生对刘乃和的帮助和回报更是巨大的。首先是在学术上对她进行了耳提面命的教导。严格的训练，手把手的教育，使她得以长期亲炙这位大师。世上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刘乃和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精心修改。刘乃和的第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励耘承学录》，她在自序中说，集中文字，“在陈先生年逝世以前所写，都是经他亲自指导或修改。其中《三国演义史征缘起》和《顾亭林画与顾亭林之得名》二文，都是我初学写作时，在他具体帮助下写成，在此二文中可看出他对我学术成长的关心及所倾注的心血”。陈垣先生还给了她以往任何人都没有的待遇，这就是亲手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原来，陈垣先生的每种论著，凡是得到过他人（不论是前辈，还是学生）提供过资料，或是提过意见，他必定在文中说明，表示感谢。但是，对于刘乃和，他的道谢，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史讳举例》和《通鉴胡注表微》中。《史讳举例》是陈垣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最初发表于年的《燕京学报》，年他又用木刻出版，作为《励耘书屋丛刻》的一种。年，修订后交由科学出版社两次排印出版。陈垣在年12月写了“重印后记”，说：“是书为年纪念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而作，当时急于成书，引书概未注卷数，引文又未加引号，读者以为憾。今本系刘君乃和校本。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读者。”这部新排印本中，多次出现“乃和按”的小注，这是陈垣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的做法。其实，陈垣先生自己也多次校过这本书，“乃和按”等等的小条，也是陈垣先生亲自起草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通鉴胡注表微》于新中国成立后重排时，陈垣先生在年4月写的《重印后记》中也特别声明：“标点符号，勘对原书和征引书目等等，多靠刘乃和同志，特此附记。”

年11月，陈垣先生诞生周年时，刘乃和竚足陈垣旧居，赋诗一首：“竚足兴化寺，励耘旧书房。登堂思立雪，入室忆华章。从师三十载，往事最难忘。品德人争颂，诗书继世长。适逢百十寿，挥毫代举觞。以史鉴今日，陈学正宏扬。”

陈垣先生很少写诗，更少发表。现在选录几首，都是同刘乃和有关的：

《佛堂》

佛堂数载乐无穷，论古谈今日不空；

史学共推钱竹老，法书独爱米南宫。

王爷佛堂为地名，刘乃和一家居住于此。她父亲喜书法，家中有大桌和现成笔墨。陈垣先生要写大字，就到她家去，并同刘的母亲（徐坊的女儿）话旧。此诗约作于抗战胜利之后。

《西苑》

三日不相见，如同几度春；

迢迢西苑路，难阻有心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到华北革大学习，有的经过学习后分配工作，有的带职学习。刘当时是带职学习。陈垣先生不但替她代授一学期“大一国文”课（否则要扣工资），还曾同柴德赓、启功和刘乃和的弟弟乃崇一起到革大去探望过她。这首诗就是记述当时心情的。

《重庆温泉》

何事最难忘，南泉游泳场；

与君行乐处，一日九回肠。

年5月，陈垣先生到四川巴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并任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团长。他已七十一岁，在当时已算是高龄。刘乃和与张乃社作为助手随行，这首诗记途经重庆休整时情况。

《为乃和文发表》

病中久候无佳讯，佳讯如今不用求；

一纸文章传日下，姓名喜并外庐侯。

年9月以后，陈垣先生曾多次入院治病，这是住院期间所写的诗，表达见刘文发表的欣喜之情。详细时间待查，与侯外庐文章同时发表。

年10月，医院，给刘乃和写过两封短信。一封是交代工作的，另一封说：“来信说‘下午在兴化，晚间不走，’我看错‘晚间不是’，到六点半才看清楚是晚间不‘走’，真系好笑。既然不是，何以又叫人带东西回去，总想不通。再细看，原来是‘不走’，不是‘不是’，为之一笑。不是‘不是’，原来是‘不走’，走与是，老眼看花了。十月十四下午六时半。‘下午在兴化，晚间不是’，此语今日适用。十月十五日。”“兴化”指陈垣住处兴化寺街五号。这封短信的语气，反映两人的感情。

年1月，与前来探望的卞孝萱、史树青、刘乃和合影

陈垣先生逝世于年，当年刘乃和五十三岁，还是未婚，一位多年的老同学，曾向她求婚，说我把铺盖搬来你家，我们一起过，就算成家了。被她拒绝了。不久，她与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尹德馨结婚了，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便分手了。

年，刘乃和以八十高龄病逝。她的去世，也带走了与陈垣先生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为永远的秘密了，只有他们两人才能解开。但已经没有必要了。

陈垣先生逝世后，刘乃和对陈垣的学术道路、成就贡献及励耘精神，继续总结、宣传，作出了贡献。

选自《陈垣和家人》（修订版）

未完待续

更多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