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某次洪七公遇险，自己以为大限将至，把帮主的位置和打狗棒传给黄蓉后，告诉黄蓉就丐帮帮主大位时，这位衣着光鲜、家境优越、生活讲究的美娇娘可能忍受不了一种仪式——这仪式就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乞丐人人向继任帮助吐一口唾沫。这种自唾其面，自污其身的仪式包含这个江湖中 的帮会对自己位置的一种认知：帮主不管再牛，哪怕出身富户、武功盖世也是个叫花子头头，叫花子所承受的一切侮辱，帮主必须也有承受的诚意，否则就没有资格做帮主。这就是行规。老鸨哪怕多少年已经不接客，但她和客人都知道自己原始积累阶段的所为，如果她再给别人大谈贞洁，只能叫人笑死。过去北京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由顺天府尹租给皇帝的，每年开春皇帝要前来假摸假样地扶着犁、赶着牛耕一番地，显示以农立国，自己是天下农民的头头。而实际上，除了几个开国皇帝，恐怕大多数长于深宫的皇帝不知稼穑之难。但在政治场里，这样的“秀”是必要的，这种秀为了博取的是相关阶层人士的认同。《水浒》中的好汉们，都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为营生的，那么要入这一行自然也有“行规”。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拜见王伦，嫉贤妒能的王伦想：“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于是王伦给林冲出了一道“强盗资格考试”题：“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这京城里工作过的林武师，以为“投名状”无非是书面答题，“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为他解释什么叫“投名状”：“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王伦出这个难题，让欲到梁山避难的林冲没有理由回绝，因为这个入门考试题符合强盗的职业特点。强盗做的是刀口上舔血、脑袋别在腰上的高风险、高产出职业，自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干这行必须要求上下同心，祸福共担，否则极易遭来倾覆之祸。那么做强盗，必定要有强盗的职业特点和从业要求，敢于心黑手辣，敢于滥杀无辜。有着精神洁癖，有着正常人道德观的人不但不能做一个彻底的强盗，也会使别的强盗怀疑你的忠诚。林武师在入梁山之前，虽然也杀了陆虞侯、富安和差拨，但那是为了报自己的血海深仇，这种杀人行为在那个时代，可以被正常的道德观所容纳，在人格上，林冲还是干净的。可一旦杀了一个与你无冤无仇的过路人，你的手就沾了血，你在人格上不再干净，你回头无路，这个强盗便做定了。——施耐庵写林冲前两天空手而归，第三天遇见了杨志，两人交手不分胜负，最终王伦免了林冲的“投名状”。——耐庵此笔，非是闲笔，另有深意，下文再表。这干强盗必须自己跳进脏水里，主动将一尺白布放到黑染缸里染黑的规矩，现在还存在。前两年流窜数省市抢劫杀人的张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被破获后，案件显示张君在招兵买马时依然采用王伦那样需“投名状”的考试方法，那些刚进团伙的人，张君命令他去杀一个人做“入场券”，这样一为了让他锻炼胆子，二则绝了他们的回头路。为什么俗语中说，贼船上来容易下来难。《水浒》中许多人就是这样主动或者被动欠了血债， 一条道走到黑的。李逵这种以杀人为乐、天生具有做强盗素质的人毕竟是少数。鲁达是一时暴怒杀了郑屠，不得已出家，因为野猪林里救了林冲，大相国寺里也呆不住了， 落草为寇。武松本来可以成为一个 的都头，因为老兄被害死不能昭雪，愤而杀人，然后一步步走向为寇的道路。杨志是失陷了生辰纲，回去不得。朱仝死活不愿意入伙，就让李逵摔死了小衙内，让他没法在官府的势力范围内立足， 也是不得已上梁山。从梁山各色人物上山的路径来看，大多数人但凡还有条退路，都很犹犹豫豫，包括老大宋江。江湖上的人是不干净的，那么官府里的人呢？照样没办法独善其身。高俅以献媚宋徽宗起家， 官至殿帅府太尉，这种媚上欺下的朝廷显贵，和童贯、蔡京是一丘之貉，自然没有干净的。而那些州县的地方官呢？照样如此。授受西门庆贿赂的阳谷县知县，利用权势开设“快活林娱乐公司”的张团练，陷害武松的张都监，将解珍、解宝关进死囚牢里的登州知府，以及收罗民脂民膏去为老丈人送礼的梁中书等等，哪一个不是贪官污吏。那么这些贪官们手下的小吏呢？除了孙定、叶孔目个别还固守良心底线的外，大多数是见钱眼开，为了金钱不惜伤天害理，为了个人利益根本不在乎法律尊严的小吏。这群人里面包括梁山的老大宋江以及他的心腹戴宗，还有施恩、蔡福、蔡庆等等。——大宋朝，真是从外到里，瓤子都坏了。在这样的酱缸里，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如果不同流合污，只能被排挤、被陷害、被边缘化。许多贪污腐败的“窝案”一出来，烂掉的是一个个班子。难道是上天安排，让一帮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么？非也，同一个班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贪污，别人是不安全的，必须想方设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谣不是说有“四大铁”么？“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二者是基于共同的青春经历而结下的友谊，后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关系，彼此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没几个人是干净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原罪，那么行事的规矩就是权力的比拚、阴谋的比拚、金钱的比拚，这样比下去没有 的胜利者， 要分输赢，只有暴力解决一切。这样一个社会，没有谁有安全感。林冲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不是寻常百姓，但作为军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 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征讨， 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挡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Number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小吏的能量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以及陶宗旺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法律与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 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另外还有一个文案孔目裴宣，专管内部将士的嘉奖与惩罚。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人。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乐和等人。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机构的头领。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丘八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修文偃武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数倍。如此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心，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宋代的书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 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领导批示下面的人限期破案一样。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 升官的是府尹，干吏何事？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公安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 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官家？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通风报信的机会。你看这个能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相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晁盖这样的大盗随便就能逃走。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同样做吏的同行则未必会被骗。——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里的看守小吏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今天这类把戏也不少，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评点水浒的金圣叹读到此处也大赞“黄文炳能”。后来蔡九写信给父亲蔡京请示，被吴用请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伪造文书和图章，几乎骗过了蔡九这个纨绔，可还是骗不过黄文炳。原来这封假冒的书信用的是“翰林蔡京”图章，这中间的毛病，技术上作假水平再高的金大坚和梁山其他草莽自然不明白，只有吴用和黄文炳才明白。你看黄文炳所说：“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将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这封假冒书信便几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终于栽在另一个能吏手中。吏中如宋江这样能干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办事能力、办事功绩与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称，让他们公忠体国如何可能呢？他们无非将吏这一公共职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 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朱仝这样的富户做吏恐怕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族利益，而像李逵这样的牢子也许还是编外人员，他不向犯人敲诈行吗？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无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们可以 别人也容易被别人 。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官家，为上司干活，从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吗？除非他们脑子进水。——黄文炳的下场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日积月累的不平、委屈碰上时机，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为他们来自体制内，所以并非真正反这个体制。他们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那样能力出众，年过而立却只有江湖上的虚名，而没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一样。造反后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们自然的选择，当年我们说投降派头子是宋江，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作为小吏并没有真正造那个体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却占据高位、在分肥中占尽优势的大官们的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从吏到大官，为了分肥更方便。这样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么这样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小吏毕竟是小吏“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 限度地降低或转嫁风险， 限度地扩大收益。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其实，后世的许多小官吏也一样，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官抛出去的替罪羊。官如此，不但被牺牲的小官吏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狡，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宋江每次离开梁山出去私访，喜欢带四个人。前两个自然是落难时结交的死党戴宗与李逵，戴宗是他 心腹，而且就如蒋氏的戴笠，是个情报头子当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艺出众，是 的保镖。另外两位就是燕青、柴进，这两人的优势是宋、戴、李三个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长大大城市，是 大企业家卢俊义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种方言，了解各地风月，连李师师这样阅人无数的花魁也一见倾心，可见其魅力。宋江这样的人顶多能在山东县城里的卡拉ok厅里摆摆谱，到了大都市的“天上 ”，他就傻眼了。你看他们一行到了东京，见到了李师师。“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这样的大台面，自然只有柴进和燕青才能撑起来。柴进骗过了值班的王观察头上的翠花（大内的通行证，那时没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后进了皇宫侦探了一番。这活只能柴进做，他是周世宗嫡传后裔，真的天潢贵胄，那种贵族气质梁山其他人物谁也学不会。戴宗已经够能干的吧，拿着伪造的蔡京信件来见蔡九知府，当知府问他在蔡府见了谁，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寻见了一个门子接了书信，一会又是这个门子接待，次日又是这个门子交给回信。金圣叹批阅道“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罗雀。”“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一个常常处在基层的监狱官，他如何想象的出相府的气派？就如笑话中将农民想象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条，用绸缎擦屁股一样。蔡九更加相信书信是假冒的，他骂戴宗：“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可怜的戴宗，可怜的小吏，这样繁琐的办事程序让小地方的人如何了解，尤其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宋江后来极力诱柴进、卢俊义、呼延灼这些高层次人才上山，有经济的、军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视的一种原因他是希望改变领导层多是低层次人物构成的状况。靠这样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用紫荆山起事的两广老兄弟，视儒士如狗，焉能不败？聪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远做草寇，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改变其核心层的组成。刘邦靠沛县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网罗天下贵族，如韩贵族后裔张良；朱元璋是个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刘基、李善长等人无论学问、声望、智慧都是人中之杰。当年我们学历史常常说农民起义成功后被地主阶级夺取胜利果实，但是只有这样王朝才会命长一些，一直坚持是个农民政权恐怕国祚不会多长。刘邦进咸阳还爱和樊侩那些老乡喝酒赌钱，哪像个皇帝，有了叔孙通制出礼仪，大汉王朝才有点气势。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论对柴进、卢俊义，还是对高俅，一再称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证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绝不是聚集越来越多李逵这样的人，——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时，而是需要号令更多柴进、卢俊义这样的人。就如没学问的人总在名片上写着自己是“某某学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来。小吏出身的宋江，当然不满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排座次后便大力制作各种旗帜、依仗，让裴宣掌管军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体现权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当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没有倾覆大宋的力量，他选择招安也符合一个小吏的人生理想。从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宋朝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 员外玉麒麟卢俊义。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 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滑。“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 走投无路。“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看金翠莲的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老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是事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一、郑屠是否真的是“虚钱实契”？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现状（水浒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金氏父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 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社会不公使一般人相信巨额财富肯定来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间心理，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比明代还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百姓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和延安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如果不是郑屠自称“镇关西”，鲁达即使想替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 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镇关西”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可惜呀郑屠，要是生在今天，卖肉凭什么低人一等，不能称“镇关西”？堂堂 学府国子监毕业、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离渭州不远的长安县卖肉吗？西门庆比起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王婆向潘金莲隆重推荐这位年轻英俊温柔的企业家时如此说的：“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显然这位医药公司的老总比前面那位肉类公司的老总和官府的关系更亲密。对官员郑屠只是攀附，西门庆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神通更广大，所以是纵欲而死非武二杀死）。“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说明西门大官人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做当地的“地下组织部长”了。在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业家通过金钱左右地方行政，从而为自己撑起保护伞是买卖人的本能。正因为他和官府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敢于和潘金莲用毒药杀死武大。——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阳谷县的都头，好歹在当地也算个人物。武松从何九那里拿到兄长被毒死的“物证”——骨殖，又有何九验尸前被西门庆贿赂、郓哥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证言，无论如何西门庆有重大杀人嫌疑，可知县至少可以立案侦查此事，然而他为西门庆开脱：“武松，你也是本县都头，不省晓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则行。”西门庆得知后，给官吏们塞了银两，县令和狱吏更是站到西门庆一边，而且以堂皇的理由来搪塞。 武松一气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兄长报仇。有意思的是西门、潘被杀后，县官又反过来为武松开脱。“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的招状，从新做过，改做‘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便，以至斗杀身死。’”前一阶段西门庆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时武松明明是故意杀人而被开脱为过失杀人。国家法度在官员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团。此时，县官与西门庆的交情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维护武松？县官此时念武松为他护送礼物上京的功劳，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钱人和官家从来只有利益联盟，西门庆在世时给他银子，而且西门庆在当地有影响，他自然要维护西门庆。现在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剩下孤儿寡母，再维护他有甚用！何况打虎英雄武松众人景仰，武大的遭遇众人同情，此时县官考虑的是所谓的“民意”，这民意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在这官员眼里，没有国家法度，只有个人得失。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算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可他不得不落草为寇。宋江、吴用为了骗他上梁山，用了种种计策。等被擒获到了梁山后，首先慷慨激昂：“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管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大名府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银库，可任意取用。三是与宋王朝这样的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卢俊义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可照样不容于大宋朝。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而这两种选择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那些失败的生意人“男盗女娼”是中国人最瞧不起的职业，然而这两种职业却是无比的古老，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可能都会存在。人们在鄙视这两种职业的同时，暗含着承认它们也是一种买卖，无非是特殊的买卖。一则是皮肉生意，一则是刀口舔血的买卖，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出卖人类最基本也是 的资源——身体和生命，也就是说用肉体和命博钱，而当强盗因为还对别人的生命和财产威胁很大，因而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所以，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到无路可逃的时候，是不会从事这两种职业——天生的强盗和婊子总是少而又少。但如果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社会里，一些人发现从事正常的职业，其风险和成本也高到自己难以承受，而且收益很小难以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那么就会很容易下海和上山，作妓女或强盗。我在上文已经谈到，《水浒》所描写的北宋晚年，社会商品流动规模大、速度快，市面繁荣市井阶层壮大，从事非农业职业的人多于其他朝代。但是不能因此认定宋代已是一个重商社会而非以农立国的社会。因为宋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王朝在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刺激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保障并没有建立。从事工商业还是老百姓失去土地后不得以的谋生手段，工商业的风险远远大于农业，通过工商业致富往往不能走正常的渠道。《水浒》中的生意人有三类，但都是失败的或是不正常的。 类是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家，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有十几名雇工、开着肉铺的镇关西，在清河县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和北京城里的首府卢俊义大员外。他们不能通过正常纳税获得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安全服务以及正常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使必须通过贿赂官员才能获得安全感，从做买卖的“准入”到经营的扩大，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买通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他们往往激起民愤，容易被仇视，他们在这种畸形的商业环境中也容易忘乎所以， 被暴力收拾；而卢俊义这种大企业家中的遵纪守法的另类，一方面被强盗觊觎财富，一方面又惹怒了官场，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收拾他。第二类是李小二、唐牛儿、郓哥、武大郎这样做小买卖的人。萧瀚先生对他们亦有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在那个时代勤劳和诚信是难以致富的。他们是一群普普通通、处于 层的草民。无祖荫无田地身无长技， 可以依赖的是自己起早贪黑地劳作，即便如此还要应付衙役们的敲诈和流氓们的勒索，能够吃饱穿暖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李小二原来是东京城里的酒店服务生，因为太穷，“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钱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又得林冲主张陪话，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方得脱免。”后来他拿着林冲送的盘缠来到沧州，入赘给一个店家， 继承了这家小酒店。年轻人犯这种小偷小摸的错误，却被送到官府要问罪——如果这样，没有后台的李小二免不了刺上金印流配他乡，他的一辈子也就毁了，梁山又多个预备役战士。林冲的出手相救可看出他的同情心，而这个曾犯过错误的小二恪守了知恩图报的人生准则，他的品德不知比知书达礼却出卖朋友的陆虞侯们，比盘踞高位却残害百姓的高太尉们要好多少倍。他们夫妻不但为林冲浆洗衣服，让流配他乡的林冲感觉到一丝 的温暖，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把恩人的安危放在心里，及时识破了陆虞侯的阴谋，救了林冲一命。唐牛儿和郓哥属于那些机灵的生意人，年轻心气较高、有些贪小便宜但本质上不坏。卖醪糟的唐牛儿对张文远和阎婆惜通奸很是不平，前去为被阎婆缠住的宋江解围希望得几串赏钱，可莫名其妙地卷入人命官司。宋江杀人潜逃后，知县却把他“且叫取一面枷来订了，禁在牢里。”为了开脱宋押司硬是要把他做替罪羊。郓哥也是个典型的市井小生意人。知道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希望去找西门庆，敲三五十个钱，养活老爹，却被王婆赶出来， 他把“秘密”告诉了大郎。而卖炊饼的武大郎是最冤的，长相、本事、胆量都不行，阴差阳错有了一个漂亮的老婆，自己像心肝宝贝一样哄着她养着她，可这种爱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遭来了杀身之祸。这些做小买卖的人，只是些路边的草芥和蚂蚁，谁一出脚就可以踏死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惟有苟活于人世间。第三类生意人就是梁山上原来开酒店、做贩运的“好汉”们。开酒店的有张青、孙二娘夫妇，李立，朱贵，孙新、顾大嫂夫妇等人。他们做的都是非正常买卖，全是开的“黑店”。有的是将麻药将客人放翻，然后杀死做成人肉包子，钱财则被洗劫一空，真是毛骨悚然。他们这种酒店特点是交通方便但规模小。因为规模小赚钱难，于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我疑惑就算当时交通信息不便，但那么多人平白无故地被害死，他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谋财害命勾当，不是占山为王也不是流窜作案，而是坐商，有关部门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大概他们把当地官府买通了。有的人是开酒店为幌子，主要是开赌庄。——老老实实地开饭店，赚钱委实不易。现在也有许多人在国道旁边开饭店，做杀人谋财的勾当自然很少了，毕竟现在的侦缉水平高多了，人平白无故地蒸发总不是件容易对付过去的事。但许多路边店和开长途客车的司机勾结，强迫客人来店里消费，且饮食质量极差而价格贵得离谱，客人不敢说过不字；有些店容留妇女卖淫赚取大钱或者开地下赌馆，他们要把生意长久做下去，不打点好当地有关部门恐怕不行。梁山上的另一类生意人就是从事贩运等买卖，亏了本便上山为寇。原清风山三个头领都是买卖或手艺人出身。燕顺因贩马羊亏了本钱，流落在绿林打劫；王英是押车的雇员，见财起意杀死了雇主，郑天寿是手艺人，以打银为生。吕方贩卖生药亏了本，不能回乡。郭盛贩卖水银，黄河里遭风翻了船，回乡不得。两人都做了强盗。曹正原是个屠宰户，他可没有镇关西那样的好运气，从家乡的财主借了五千贯钱到山东做买卖，折了本钱，估计借的是高利贷，回家还不起债，便落了草。石秀从金陵来蓟州贩卖养马折了本钱，回不了家流落当地靠卖柴为生， 遇见了杨雄，帮助他开了个屠宰铺。杜兴做买卖到蓟州打死了同伙。童威、童猛兄弟则是贩卖私盐的。张顺是个“渔霸”，浔阳江的渔户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擅自卖鱼，以此来控制当地的水产品市场，这也是他和李逵产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此外还有卖膏药兼卖艺的薛永、李忠等人。这些生意人可以看出，当时想致富要么学孙二娘那样开“黑店”，或学顾大嫂夫妇、施恩那样搞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要么像张氏兄弟和童氏兄弟那样垄断市场或走私。干这样的买卖，必须有背景，要么是“黑老大”，和官府打得火热，别人不敢惹；要么直接有官府撑腰，如施恩父亲是节级，孙新哥哥孙立是州里的兵马统制。这样的买卖本身就有违法犯罪的嫌疑，离直接做强盗只有半步之遥。而其余的人做闯州走府的长途贩卖，风险很大。当时没有现代商业活动的风险防范机制和现代金融制度。做买卖的资金要么是自己全部的家产，要么是民间的高利贷，又没有保险制度，一旦亏本，个人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家里如果没有田地做生活的保障，那么去犯罪往往是自然的选择。而在商业活动中缺乏起码的民商法规做调节，买卖完全靠民间的信用和习惯法来做，风险难以预料，解决生意上的纠纷也往往如此，杜兴打死合伙人大概也是因为出现了纠纷，他选择了暴力解决。再加上治安不好，住孙二娘们开的客店，坐张横们的渡船，雇王英这样的伙计，风险就更大了。不独《水浒》，翻看《三言二拍》和晋商的经营史，我们会发现，古代去异乡经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活动，不但拿着自家的财产，甚至拿着自家的性命去赌博，离家之前妻妾相送如生离死别。因为种种风险，私人的镖局盛行，也是因为这种风险，做买卖的人往往自身具备一定的武艺，用以防身。我们看到水浒落草的生意人，几乎都有些武艺，这是他们经商抵抗风险必备的本钱，反过来又成为他们当强盗的必备本钱。但这种为做买卖防身的武艺毕竟有些业余，和林冲、花荣、秦明、呼延灼、徐宁这些职业武官相比，还是差了一筹。他们一同当了职业强盗，这些生意人大多在七十二地煞之列，而那些职业武官都进了三十六天罡。这些失败的生意人，落草也不能成为 强盗。大宋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黄文炳也许不是个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个为大宋王朝尽忠的人却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护，全家被灭门。这是黄文炳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尽心尽力忠于王事之臣没有保障，这个王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水浒》所描写的大宋王朝，其所属官吏大致上有四种： 种如林冲那样“朴忠”之人。能力超群，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于王事。但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职业军官，为那个朝廷、那个官场所不容，只能雪夜上梁山。第二种如宋江这样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长于权谋。但看到了王朝的种种弊病和未来的命运。替朝廷打工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机会寻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广交黑白两道人士，为自己早找退路。对王朝而言，这些人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对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无内心的尊重与敬畏，甚至与“反贼”们暗通款曲，如果他们反戈一击，杀伤力 。第三种如蔡九、高廉这样占据要津的官吏。他们大多无能无德，惟一会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结上宪，欺压敲诈百姓与下属。他们惹起了沸腾的民怨，他们为王朝制造种种仇恨。但由于他们大多“根正苗红”，在朝廷有强大的靠山，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只要玩得巧妙，大多不会给他们带来处分，甚至会青云直上。这类官员和林冲等类官员是天生的敌人，他们必须将林冲这样的“干净”官员排挤掉，才能为所欲为。和宋江这类官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种种矛盾。他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蔡九这样的官需要宋江这样的吏办事，宋江这样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员的权势。但由于宋江等小吏有能力无靠山，只能为混蛋官员屈身做吏，因此内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这些昏官的，因此有机会就会哄骗、利用他们。蔡九们让皇帝做“冤大头”，宋江们就让蔡九们做“冤大头”。第四种官员就如黄文炳。他们寒窗苦读出身，有学识也有能力，在官场这个大酱缸中，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因此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朝廷而言却是忠臣。由于没有蔡太师这样的父亲，高太尉这样的兄长。在官场他们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颜去攀附蔡太师这样的大树。但这种攀附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大官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办事，未必把他们看成嫡系。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员却不齿其为人，不愿和他们为伍。这样的官员是属“蝙蝠”的，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因此我觉得，像黄文炳这样的官员很可怜。黄文炳是一个在闲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这个级别，算个中级官员。但在帝制时代，主官和副官的级别只差一点，权力却有天壤之别。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炼，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苏东坡中进士后，开始做过数任通判，后来熬到知州。黄文炳怎样被罢免实缺，赋闲在家，书中未做交代。但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贪污受贿，在帝制时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因贪污事发一般是因为政治斗争，这点成为政敌攻击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办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来了。第三是和同事关系太差，得罪的人太多，无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没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样的靠山，贪墨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调到异地做官就行了，同事们更奈何他不得。罢官回家的黄文炳只能住在无为军这样的“野去处”，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只是个土财主。过江去探望蔡九，因为蔡九家摆公宴而不敢进去，可知他根本进不了蔡九这些“公子党”的圈子。作为这样一个寒窗苦读出身，混了一官半职又被罢官的人，想走关系投门子起复，重新做官，应算是一种合理的期望。他总归是想在大宋王朝的体制内寻求一条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样，暗中勾连梁山强寇，做好造反的准备。如果宋江都敢自夸“忠义”，黄文炳更是“愚忠”了。至于书中说他，“这人虽读经书，确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这是施耐庵的道德评价，和是否忠于王朝的“大节”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长于待人接物，仗义疏财的奸臣不乏其人。看到宋江题写的诗词，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谁骂朝廷的娘，没准他还附和。可黄文炳希望起复的欲望太强烈，便抄下来去蔡九那里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又问清楚题诗的人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灭失。——如此有条不紊，可见真是个能干的官员。在府衙听到蔡九叙述父亲蔡京信中所说的京城童谣和异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和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是一人，两条不相干的证据一对照，便发现了重大问题。是何等的具有斗争经验和警惕性。时时刻刻观察舆情，时时刻刻警惕民间对朝廷不满的迹象。这样的官员，大宋太少了，有这么一个还赋闲在家，像蔡九那样的傻蛋，却起居八座，开府建牙。宋江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吴用等人伪造蔡京的假书信，亦被他识破。他又建议蔡九将宋江、戴宗斩首于市，早除后患。这种政治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显示他是宋代文官制度培养出来十分合格的官员。作为王朝培养的官员，看到不寻常的舆情而熟视无睹，面对犯罪的破绽而不能识破，才是 的失职。对宋江而言，因题写反诗而被关进死囚牢，是因言获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狱。对黄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将题写反诗视为“谋反”、“犯罪”，他及时侦破是为人臣的本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盖劫走而是顺利斩首，上报到朝廷， 功臣肯定是蔡九，黄文炳顶多分一瓢羹。黄文炳依然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贼寇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强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不做，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蔡九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黄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后，也许在痛骂蔡九：“竖子不足与谋！”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作为官员的黄文炳，主动揭发侦破宋江题写反诗、通贼的种种行为，却被“大善人”视为“害人”；蔡九、慕容这样的昏庸之官，位置却坐得很稳；而宋江、朱仝这样的官吏，为强盗通风报信、甚至私放盗贼的人却被民间尊为“义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宋江对黄文炳的报复是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没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黄文炳只是大宋王朝这条大船上的一个螺丝钉，可宋江杀掉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号人，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当张顺把黄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时，黄文炳倒还是显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说了句：“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恐怕不仅仅是多管朝廷的“闲事”吧，也许是后悔没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样无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样的虚弱。对黄文炳这样忠于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许会获得敌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称“忠于朝廷”的人却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让李逵用尖刀，割黄文炳的肉，一点点在炭火上烧烤着下酒，将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可在梁山后期，宋江俘虏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对其待若贵宾。如此看来，黄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伪君子。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黄文炳 的错误在于他太把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黄文炳之死的警示意义在于：为朝廷做事太认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烧身，朝廷可不会真心保护你，蔡九这样的大官一有风吹草动早就跑得远远的，黄文炳死后，顶多让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封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却一点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呀，办朝廷的事，能糊弄就糊弄。由宋江的“反诗”说文字狱学术界公认《水浒》成书在元末明初。而在宋代晚期，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元代已有人编写宋江等人的杂剧，在戏台上演。施耐庵等人根据民间传说，进一步整理、润色、创作而成《水浒传》的结论，应当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那么，《水浒》中一些场景描写，一些社会背景的描述是忠实于宋代的历史状况，还是作者据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加工而成的？或者两种状况都有？宋江在杀阎婆惜后，通过运动官司已经被从轻发落，刺配江州。他最终被判处斩首而被晁盖等人劫了法场，上了梁山的根本原因是浔阳江头题写反诗。蔡九知府等人判处其斩首并未涉及到前罪，——杀阎已被处罚，看来一事不二理之原则当时似乎也有。那么单就题写反诗这一情节，宋江是因言获罪，他遭遇到典型的“文字狱”。历史上宋江因为“文字狱”而上梁山的到底是否为事实，今已难以考证，宋代的《宣和遗事》已有《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那么宋江获罪是因为“杀阎”还是“题诗”呢？而《水浒》中已经把两个情节完全分开，历史上读书人因言获罪的事例举不胜举，因此施公将此情节作为宋江最终落草的直接原因，是很有典型性的。我们今天将宋江的一首《西江月》，一首七绝来做文本分析，这无非是一个有抱负的能吏，遭遇人生的打击，发泄满腹牢骚和怨恨，表示了对社会不满，对他曾效忠的大宋王朝不满，但罪不致死。这要是在西方国家，完完全全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两首诗词还不如黄巢“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起开”那样直白。《西江月》前六句叙述自己空有权谋、壮志不酬而虎落平阳的境遇。后两句是在发泄不满，可是“报怨仇”和“血染”没有特指，不是说要杀掉大宋皇帝取而代之，也不是说要杀死江州的官员。他说的“血染”无非是对自己流配所表达的愤怒之情，就像某些妄人受了欺负，不服气地说：“老子将来发达了，将你们全部杀掉”一样。宋江没有“血染浔阳江口”的任何行动，包括纠集团伙、准备武器等等，完全是酒后思想的流露，但思想怎能有罪？“敢笑黄巢不丈夫”也是一种艺术手法，用典。也许可以说宋江佩服犯贼黄巢，有学习黄巢的意愿，但也仅仅是意愿而已，据此就判定宋江要推翻现政权，要行凶杀人完全是凭判案官员的主观意志的陷害。宋代的文字狱不若明代残酷，因此蔡九当初并不当回事，“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当黄文炳将宋江和童谣联系起来，昏庸的蔡九才警觉起来。立功心切的他管宋江有没有犯罪的事实，本知府说你犯罪你就是犯罪。那个时代，王朝鼓励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司法惯例。这种惯例促使大小官吏为了立功为了升迁，千方百计地找百姓谋反的种种迹象，然后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扼杀”的手法是否合法是否人道就不重要了。这种“陷民于罪”的做法往往结果是“驱民为寇”。因而我们看到在将宋江打入死牢前，不需要官方举证，用刑讯逼供，让其承认自己写反诗就够了。在这场官司里面，蔡九既是法官，也是公诉人，宋江没有任何可以申辩的机会。在将宋江斩首的犯由牌上写道：“江州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连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律斩。”吟反诗获罪是文字狱，妄连妖言是主观臆断，京城的小孩唱歌谣说一个叫宋江的人“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关我鸟事？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故意散布的。如果照这个逻辑，我编一个歌谣，说什么“草下大祭祀，身居在东京；门徒遍天下，要扛赵家鼎。”里面暗含着蔡京篡位的意思，让孩子们传唱，是不是得将蔡京砍头？这种“妄连”不是宋江本人，正是蔡九等人。至于和梁山强寇结连，是戴宗传假信事发后的事情，可在此之前，宋江已进了死囚牢。中国余年的帝制社会中，言论的禁锢是越来越紧，文字狱也越来越严酷。而且在一个越是开放越是强大越是自信的王朝，言论越是自由。汉代的史马迁因给李陵说情被割掉睾丸，将性欲转变为创作欲望，愤而做《史记》，里面有许多对汉高祖和汉武帝不恭敬的言语，而且对高祖的死对头项羽评价很高；李隆基爬灰，搞了自己的儿媳妇杨太真，这可是大唐王朝的A级国家机密，可白居易那厮竟将这段臭事编成歌谣，传唱宇内，说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说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礼部不但没有发文天下，禁止传播这首诗歌，而且当时的皇帝看了后，还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悠哉游哉享尽富贵。要是搁在明清，太史公和白香山肯定被杀头，说不定还要株连九族。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曾立誓碑不杀一个文人，并让后代子孙即位前必须来这碑前发毒誓。但宋代比起汉唐，言论的口还是收紧了。宋代面对着强大的辽国和悍勇的西夏，没有汉唐的大气魄，于是更要强调中央集权，强调地方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调有一个利于稳定的舆论环境。因此出现一些“文字狱”， 的当属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苏轼因对王安石新法不满，被贬至湖州，按当时的规矩向皇帝上表称谢，里面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等句。朝中章惇、蔡确等人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这章惇原是苏轼的同年兼朋友，大概因为嫉妒苏的才气，变成了陆虞侯那样的人。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黄文炳”，举东坡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攻击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从他的其他诗文断章取义来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自谦读书很多但对治国的“律”不熟悉，无法辅佐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这种用法已有成例，杜甫就说过：“致君尧舜上”。“黄文炳”们指控苏轼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又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黄文炳”们攻击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指控几乎要了苏轼的命，“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苏东坡在狱中饱受凌辱与体罚，和他同时下狱的官员后来回忆，苏东坡被殴打时的哀号整个监狱都能听到。豁达的东坡以为这次死定了，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实为托孤：“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残酷的文字狱让学通儒释道的大才东坡也有“心似鹿”、“命如鸡”的恐惧感。诗写罢，狱吏按惯例，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不禁为他的不世出的才华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被东坡攻击过的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凭王安石这种胸襟，千年后都值得后人崇敬。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发誓不再胡说八道的老小子到了黄州，又难改积习，在诗中冷嘲热讽。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做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东坡贬黄州，朝廷规定他“不得签书公事”，即没有签字权，是个虚职。宋代的官员俸禄分两种，一是给现钱，二是给实物来折算。东坡得了许多官家卖酒退回的酒袋子，好比现在一些皮鞋厂年底用皮鞋折算工资发给工人一样。东坡对这两项有些不满。他保住了一条命，而且享受这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待遇，该知足了，让他生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试一试，不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才怪呢，哪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发明“东坡肉”，写《前后赤壁赋》。宋江没有东坡的名气，也没有功名，他的生死一个小小的知府就能决定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东坡的好运气了，只等待他的晁盖哥哥来救命。《水浒》成书时的明初，朱元璋那个流浪汉做了皇帝，出身低微的他克服不了那种自卑情结，把文字狱搞得“ ”，——当然老朱再牛，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文字狱”方面并未做到“后无来者”。被“文字狱”搞死的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到：“虽然大明律上并没有这一条，说是对皇帝文字有许多禁忌，违犯了就得杀头，但是，在明初，百无是处的文人，却为了几个方块字，不知道被屠杀了多少人，被毁灭了多少家族。”这种法外之“法”最可怕，因为他没给大家一个标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完全靠制造一种恐怖让人们自我审查，可自我审查也有把握不住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犯了“诽谤君上”这个口袋罪，等待的就是杀头抄家。人们只能噤若寒蝉，天下文人万马齐喑，思想文化空前倒退，民族的创新能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官员谢表中有“作则垂宪”、“圣德作则”之类的马屁话，因为被朱元璋怀疑讽刺他“做贼”，一律处死。翰林高启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因为被怀疑泄漏了宫禁中宫女偷情的机密，也被找个理由杀了头。中国人读《水浒》，对题反诗而被判处死刑往往并没有更多的惊奇，因为对于这种文字的禁忌，对于因言获罪，我们的百姓越来越习惯了。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两个“凡是”的大旗依然高举。我们公社的书记和卫生院一位女医生有一腿，搞得全公社妇孺皆知。我的一位当大队民兵营长的本家叔叔，去公社开会，蹲在厕所里手痒，随手用笔在厕所里大书：“某书记和某某医生胡搞。”这段厕所文学被某书记知道后，立即作为重大反革命事件来对待，把那天来开会的所有人召集一起对笔迹，我那位可怜的叔叔被查出来了，立即扔到黑屋里，开除党籍免掉职务不给吃饭要求日夜写检讨。搞得他几乎崩溃，后来家属托人说情送礼才得以解脱。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从此变得唯唯诺诺。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在宋江那个年代根本不入品，顶多和宋押司一样是个小吏，可竟然有这样的威风。——在帝制社会，文字的禁忌往往只针对皇帝和皇族，范围有限，民间讽刺当地官员的文字歌谣不少。而后来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范围就广了，因为声称能代表党国的人太多，你无意之中也许就“题写了反诗”。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小时候，我做中医的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长大后能悬壶济世，可惜少年时心事拿云，觉得当个医生没意思，自己长大后应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父亲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我：“有一门技术哪个朝代都不会吃亏，不要玩什么文字，那样容易惹火烧身。”可惜年少的我总觉得父亲保守、短视，而今回头一想，最朴素的话包含的总是最真实的人生感悟。读《水浒》，更深地感觉到父亲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中国人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手艺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门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间不至于饿殍，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而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却常常死无葬身之地。高俅是看水浒的人很不屑的一个浪荡子、帮闲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脚好“蹴鞠”，用现在话来说，是国家 的球星。那时候没有甲A联赛，足球运动员也不像现在这样日进斗金。蹴鞠就是纯粹的玩，上升不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这个高度。——真正强盛的国家不靠这些玩意儿赢得别人的尊重。《水浒》中，玩家在综合素质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会唱歌会写点诗赋，就已经具备做一个高级官员的全面素养了，要仁义礼智干什么？这仁义的毛病对做官员的来说百害无一益。因此，从《水浒》的开篇，就能看出高俅的发达，绝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潜质。你看，这高俅被父亲赶出了东京，只能去淮西州帮柳世权的赌场看场子，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东京。他这身份，就好比现今犯了罪被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北劳改的犯人一样，刑满释放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户，还得时刻去居委会汇报一下近期表现。可高俅没有丧失开始新生活的信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回归了社会。从董生药家到小苏学士家，再到驸马王晋卿家，善于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他在敷衍与推托中不恼不忧，最终，“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样。”只有这样能抗击生活的打压，能尝尽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寻找快乐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一飞冲天。因为送笔架碰见正在踢球的端王，机会像皮球滚到了高俅的脚下，高俅踢出了决定他一生荣华富贵的一脚，这脚球比罗纳尔多年世界杯决赛上踢进德国队球网的球还要意义重大。——“偶然一出脚，便为人上人。”前两年《水浒》电视连续剧中的《主题歌》唱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高俅才是真正的“该出脚时就出脚”，从此，他做了端王的亲随，端王当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帅府太尉，这太正常了。官职就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想送给谁还不是他一句话？这种赠予的民事行为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好在宋徽宗还讲点规矩，没让他做文官，因为那时候的文官大多要经过科举，可后来什么文盲劳模、纺织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将星。高俅好歹还能刺枪使棒，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摸过抢不照样带兵么？一居高位，便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没什么奇怪的，难道让高俅同志以德报怨？他又不是个君子，他若是君子就当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对了人，是他的运气，就像赌场上押对了宝。饱读诗书的人难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树么？你看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马屁拍得还不肉麻么？后来李白又想抱永王麟这个大粗腿， 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诗可以，押宝差点功夫。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欢自己封自己做将军，满足一下带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欢做木匠，在手艺活中获得满足。这宋徽宗信许就觉得国防、外交那些琐事太烦人，这些工作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行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家老赵就喜欢踢踢球，写写字，吟吟诗，捧一捧戏子。因此，对宋徽宗来说，高俅和李师师远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朝廷如此，梁山何尝不是这样？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没什么武艺，不能像林冲、秦明那样冲锋陷阵，也没有燕青、戴宗、时迁那样的特长，连杀猪宰羊的曹正、计算钱粮的蒋敬那点本事也没有。但宋江让他专门安排筵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口味各异。有像李逵那样喜欢大块吃牛羊肉的粗野汉子；也有宋三郎这样口味很刁吃鱼都不能隔夜的主。从这点看一说明宋清并非一无所长，二说明宋江重用了自己的弟弟。《水浒》中 下场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安道全钦取回京，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个人医，一个兽医，一个写字的，一个刻印的，一个唱歌的。对朝廷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无人能比。宋江背上长疮，差点尾随他的晁盖哥哥而去，从建康府骗来了安道全，便药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擞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点上梁山，没准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盖。安道全不仅是个好医师，还是个好的美容师。宋江要去东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脸上的金印被人认出来，安道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先用毒药点去，再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用美玉灭斑。这门技术，就和前一阵炒得很热的“处女膜修补术”一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宋代往人脸上刺字，就如现在的“破处”一样随便。梁山自宋江以下，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等，许多人脸上有金印，这安道全能不吃香么？要是搁在现在，老安开个整容公司， 名利双收。宋江征方腊前，医院，然后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要了萧让，王都尉要了乐和。皇帝和高官们早就预谋让两伙反贼自相残杀，而不愿意让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没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队伍，好些头领受伤不治而亡，或者像林冲那样病死。宋江、卢俊义、武松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边皇帝睡不着觉，而这五人不但毫无威胁，而且大有益处。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处胡搞，染上点什么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宠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点什么事也不会把他怎样，谁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时候马匹是 交通工具，皇甫端这样善于相马、医马的人少不了。爱好书画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坚这样的高手在旁边。萧让模仿蔡京的书法都能骗过老蔡的儿子，蔡太师能没有知音之感么？ 的男歌星乐和在哪里都会吃香， 和高俅一样，被驸马爷收纳可谓得其所在。所谓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还是老老实实学点手艺 。古老的“做局”艺术我所指的“做局”，就是几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骗局蒙外人上套。这种街头骗术十分古老，具体起于何年难以考证。将蒙骗视为智慧而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对做局并不是特别的讨厌，甚至还有些佩服，对那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倒是倍加奚落与讽刺，讥笑他们的愚蠢。今天的街头，这样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报纸上屡有披露的那类卖假金元宝假古董的骗局。一个人拿一个假的金元保或假古董出来，悄悄地在街头兜售，当然一般的人不会上当。这时过来一个当“托”的人，假装不认识，看了看这假货，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是真的，特别想买，一摸口袋，钱带少了，露出过了这村没那店的懊悔神态，恳求货主便宜一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吸引旁边看热闹的人上钩， 掏钱买了这个假古董。而几个演戏的人拿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没准还在嘲笑那人：“又骗了个傻蛋。”这种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里有好些，最 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一节，注意，作者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是“智取”，隐含着对其“做局”艺术的欣赏。八人集团智取生辰纲前，作者不惜笔墨铺垫了杨志的清醒与警觉。他清清楚楚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从梁中书那里申请了对押送队伍的 指挥权；一路督促军健早起程早注店，尽量不给劫匪下手的机会。可尽管他千般防范，不怕贼抢就怕贼惦记，黄泥冈上他终于着了道。黄泥冈上晁盖、吴用七人和白胜合演的那场戏剧，真的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骗局这样的排行榜。这个局场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骗了牛皮烘烘的谢都管以及那些偷懒的军健，且骗过了职业军官杨志这类高手。七个人化装成贩卖枣子的商户，看到杨志一行前来假装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杨志等人的警觉放下一分，对其贩卖枣子的身份有些相信。当白胜装成卖水酒的小商贩走过冈上时，杨志极力阻挡众军健买酒，害怕酒里有蒙汗药。七个“贩枣客”要买酒，白胜还欲擒故纵，表示自己被诬为下蒙汗药的，伤了自尊。 好说歹说把酒卖给“贩枣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刘唐假装要占小便宜，——这是小买卖人的通病，符合他这一角色，强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胜追赶。吴用拿出已经放了蒙汗药的瓢，准备再占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胜夺过去，倒回桶里。——蒙汗药就在眼花缭乱中入了酒桶。“局”这时达到了高潮，杨志的警惕性一点点减少到 。杨志想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怪不了杨志。这样的“局”不仅在市井间层出不穷，在《水浒》中的官府里照样不少。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局”，先让人化装成落魄英雄将宝刀贱卖给林冲，再让人来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精细不亚于杨志的林冲照样着了道，被诬为持刀进入军事重地白虎堂。张团练为了报武松夺回快活林之仇，买通张都监，先给武松小恩小惠，笼络了武松，并向其委以重任，等武松毫无防备时，将金银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里，然后诬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水浒》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前不久，我看了贾樟珂导演的电影《盲井》，对古老的“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盲井》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矿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两人然后为元某假造了身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3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和宋，拿了3万元钱后立即进城住进酒店，将元的骨灰倒进马桶里，然后唱歌嫖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两人在一个劳务市场捕捉到一个“猎物”——无钱交学费而出来打工的16岁少年元凤鸣。利用凤鸣急需找到活的心理，二人让凤鸣假装宋的侄儿，并同样给凤鸣做了假身份证。宋的家里有个成绩好的儿子，看到满脸稚气、十分好学的凤鸣，他有了些犹豫，尤其通过凤鸣的全家福得知凤鸣就是他们前一个“做掉”的元某的儿子时，心里更有隐隐的不安。 在矿井里，唐已经看出内心矛盾的宋某即将妨碍自己致富大业，便先杀死了宋，就在他想对凤鸣下手时，煤块真的砸伤了唐的腿，凤鸣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 元凤鸣以宋亲侄子的身份领了3万元钱，被迫与矿主私了。戏剧性的结局似乎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中国人普遍的人生哲学：恶有恶报。因果循环。罪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很有意思的两个姓，代表中国历史上两段辉煌时期，这是否是有意安排？）这两个看上去纯朴勤劳的农民，作恶后不仅没有丝毫的良心谴责，而且对自己杀人行为有着那样坦然的开脱与解释。“你可怜他，谁可怜我们？”“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他。”在利己的驱动下，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条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妻儿和区区3万元钱，是何等不等值的对比。但生命是属于别人的，痛苦同样是属于别人的，而钱才属于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为区区3万元钱不怕杀人，拼命演戏。“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在两位农民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片子揭示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危机，不仅没有罪感，连耻感也没有了，也充分揭示了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中国古代的盗墓只能兄弟一起干，外人不能合作，因为担心墓中的人将珠宝递出去后，会被墓外的人堵住出口将其闷死在里面。电影中的那口井极具有象征意义，电影中的人们其实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就如宋说：“这世界除了娃他妈其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唐的回答是：“连娃他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他们只相信什么呢？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戏子人格，最能表演。电影中的宋和唐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宋一直惦记家中孩子的学业，而在矿主面前又是个卑微谦恭的农民。当他们把元某杀死后，唐在矿主面前哭自己的“弟弟”，那演技太高了，而宋居中调停，表演亦是十分娴熟，分寸拿捏得相当到位。 的结局好像有些偶然，但又是某种必然。因为罪恶的结盟都是利益结盟，没有真正的相互信任。当宋有些犹豫时，唐毫不客气像他痛下杀手。而宋的犹豫正是因为他“厚黑”不如唐， 不够厚黑才误了卿卿性命。至于他们引诱凤鸣去发廊嫖妓，让其完成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历程，然后才决定下手，并非是犯罪者还有某种温情，而是他们心里寻求解脱罪恶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得起即将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么下一次犯罪更没有心里障碍了。这是种犯罪心理，是犯罪者自我安慰。 ，目睹宋与唐自相残杀的凤鸣，拿着3万元钱和两人的骨灰，劫后余生他一脸迷茫地望着火葬场的大烟囱，他真的成人了，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人世间的种种的“局”。他会怎样处理二人的骨灰和3万元钱？像二人处理他父亲骨灰那样，倒进马桶？3万元钱拿回去供妹妹和自己读书还是挥霍？这是一个悬念。也许他会像唐和宋那样，因为在这个黑矿井里，许多作恶者曾经也纯洁善良。也许他不会走上唐和宋的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比《水浒》还要古老得多的“做局”，一直做到《盲井》里面。替人做嫁衣的三个小人物梁山的一百单八将中，征讨方腊， 个阵亡的是宋万；当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时，攻打清溪县时， 阵亡的几员战将中，杜迁在混乱中被马军踏杀。两位水泊的开山鼻祖、超级元老的 个和 一个阵亡，决不是无意用笔，我理解作者隐含的深意是：哪怕资格再老，功勋再高，不进入核心层的小人物总是最容易被牺牲，在事业成功的时候，他们往往已做了嫁衣裳。宋江领兵南下， 仗智取润州城（镇江），云里金刚宋万和焦廷、陶宗旺也是马踏身亡。宋江在祭奠宋万的时候，才以致悼词的口吻对其进行评价：“想起宋万这人，虽然不曾立得奇功，当初梁山泊开创之时，多亏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对死去的人，是不用吝惜赞美之词的，反正是做给活着的人看，而远隔幽冥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在宋万阵亡前，我们何曾看到过晁盖、宋江这水泊的两代 领导人对宋万、杜迁委以重任，做过较高的评价？梁山中本事稀松平常的人多了，不仅仅是宋、杜二人。他们活得都没有偷鸡摸狗的时迁风光。从林冲火并王伦后，宋万、杜迁几乎就淹没在队伍日益扩大的梁山群雄中，他们不但失去了话语权，日益被边缘化，就是像戴宗、汤隆、时迁那些人出去单独建功的机会都不给他俩。一个人基本上被雪藏在梁山里面，自然“不曾立得奇功”，连准入资格都没有的人，哪会有经营业绩。从晁盖等人上山，到他们丧命江南，期间轰轰烈烈的事业没他们的份，他们 能做的就是夹着尾巴做人，以免引起别人的猜忌。因为这时候，开创梁山的超级元老身份对他们而言，已经不是福，不是可以炫耀的功劳，而是动辄引火烧身的祸根。因为，他俩原是王伦的铁哥们，是权力易手后前朝留下来的旧臣。他们在晁盖、宋江眼里，必定永远是异类，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乖的逻辑，必须尽可能消除其影响。杜迁、宋万是两条忠厚朴实的汉子。王伦这个落第秀才，手无缚鸡之力，与人怄气不得已和杜迁一起来落草，后来宋万来了。两位并不因为王伦心胸狭隘、本事低微而生取而代之的心思，反而一心辅佐。当林冲雪夜前来投奔时，王伦惧惮林冲的武艺，不愿意收留。杜迁、宋万和朱贵却以义气为重，劝说王伦。杜迁说：“山寨中那争他一个！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显得我们忘恩负义。日前多曾亏了他，今日荐个人来，便恁退却，发付他去！”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得我们无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王伦做书生，却没有读经史的通达智慧，做强盗连杜迁、宋万这样恪守江湖起码规矩即不能忘恩负义的职业操守都没有，真正该死。如无杜、宋、朱的规劝，林冲也许投奔其他的强盗那里去了，谁人两番定鼎梁山？当晁盖诸人上了梁山后，杜迁、宋万的心情恐怕和对待林冲不太一样。他们知道林冲孤身一人走投无路来梁山，基本上为什么威胁。可晁盖一来，新旧力量的天平立刻发生倾斜，但他们大概已明白既然开门纳盗，送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俩至少有接受现实的心理准备。当林冲火并王伦时，看到昔日的革命战友即将做刀下之鬼时，心中一定十分矛盾。看到阮氏三兄弟看住了自己，两人心里已如明镜似的，火并王伦，虽是林冲具体实施，实乃晁盖等人具体策划。在此关键时刻再强行站出来，只会白白送死。因而在道义和生命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赢者通吃，暴力最强的说了算，承认新桃换旧符也是江湖的规矩之一。他们立即表明对权力上层政变结果的认同，跪下说：“愿随哥哥执鞭坠蹬。”为什么无论是朝廷，还是江湖，政变失败就是全民共讨之的乱臣贼子，死无葬身之地，而一旦成功就具有广泛的民意，大伙儿争着写劝进表，大讲破旧立新的合理合法性。因为人家政变是用血来赌的，因此也是用血来维护他们的红利，在刀剑的面前，人能不识时务么？当年燕王朱棣带兵南下，夺了侄子孝文帝的皇位，让方孝儒写劝进表，这个死倔老头拒绝了， 被株连十族。方孝儒这样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他不写自然有人写，永乐帝的皇位不是坐得好好的么？因此，对新来的征服者，大多会像杜迁、宋万那样，跪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当林冲力主晁盖、吴用、公孙胜坐了前三把交椅后，自己做了第四把。晁盖让宋万、杜迁坐第五位、第六位，“杜迁、宋万却那里肯，苦苦地请刘唐做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 的九、十、十一位让前朝旧臣包揽。按理说晁盖的提议是合乎情理的，人家两人毕竟有开山之功，可面对强大的外来集团，保命是最重要的，他们不至于傻到当仁不让地紧挨着林冲的座位。后来，随着上梁山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的位置便一天天往后靠。杜迁、宋万已承认火并后的新格局，而且那样的谦虚谨慎，应当有出头之日呀。可是作为一个投诚者，要受到重用是很难的，除非他有管仲、魏徵、冯道那样的本事，新主缺他不可。还有一个不可忘记的小人物便是白胜。杜、迁被冷落是因为和王伦的渊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白胜排名也是那样靠后呢？在 个大规模上梁山的“智取生辰纲”集团中，他建立了奇功。首先，他提供了掩护、准备作案的场所。当公孙胜打听到杨志一行从黄泥冈大路经过时，晁盖和吴用商量使用白胜的家。因为白胜所住的安乐村离黄泥冈最近。其二他在吴用设“局”骗杨志等人上当的那场戏中，戏份最重，演那个卖酒的汉子，且和晁盖几个卖枣的客商配合默契，火候把握得十分到位。但最终他游离于各个小集团之外，大庙不收，小庙不留。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自成体系，白龙庙小聚义的人物唯宋公明马首自瞻，而最初起事的“智取生辰纲集团”也不把他当自己人。根本原因是将生辰纲被侦破之事怪罪于他。其实最初泄漏马脚的不是白胜而是团伙老大晁盖，缉捕使臣何涛的弟弟何清是个爱赌博的小混混，曾投奔晁盖未曾收留，三千客都认识孟尝君，孟尝君未必认识三千客，倒可以理解。晁盖慌称自己姓李，贩卖枣子去东京到安乐村投宿，被帮店主登记客人的何涛认出来，不久后何涛又认识了挑担离开安乐村的白胜。这些信息和黄泥冈劫案一对照，案子自然就有头绪了。公人们到了白胜家，将其抓获，又起获了埋在地下的赃物。即使这样白胜还表现出一条汉子的气概。“问他主情造意，白胜抵赖，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连打三、四顿，皮开肉绽，鲜血迸流。”直到府尹说出已知道贼首为晁盖，他才将其他六人供出。晁盖等人于所在的县里面做这样的惊天大案，显然是“兔子吃了窝边草”，稍不留意就会露出蛛丝马迹，却不立即分赃，想办法躲起来，还在自己家里和刘唐等人喝酒。智多星吴用并无大智慧，生辰纲事败，怪不得白胜，难道要让白胜慷慨就义吗？人家美国兵在 中做了俘虏，回国后还能当上将军，而白胜一个个庄户人家，屈打成招后却不能获得同道真正的原谅。白胜 在征方腊的途中病死，和宋万、杜迁命运一样凄惨。在忠义堂 授衔时，三人排名如此靠后，无一人进三十六天罡。宋万排在七十二地煞中的第四十六，杜迁排第四十七，排在治病的医生安道全，大色鬼王英、摆宴席的宋清、杀猪的曹正后面，太不公平，以他们的功劳，应当有一人进三十六之列，起码他们创建根据地的功劳不比进三十六天罡的解珍、解宝差吧。可那时梁山上下除了自己，还会有谁记住根据地是他们创建的？朱元璋当年害死小明王后，销毁了所有有关龙凤王朝的档案。此举希望后人记得洪武帝天生就是开天辟地的大英雄，而忘记他曾依附韩家父子的那段历史，如果有好事者真把当年他给小明王的上表找出来，里面称臣拍马的语言一旦让百姓知道，皇帝的尊严往哪里放？所以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强迫下面的人遗忘。因此，他俩对梁山的开辟之功，也许后来者不甚了了，当然他更不敢自己主动提出。如果他俩向别人嚷嚷：没有我们梁山一块地，宋老大他们上哪里呆去呀，估计他俩离死期不远了。白胜更亏，排在地煞中的七十四位，倒数老三。宋万、杜迁、白胜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都是因为历史问题。宋、杜出身不好，开始站错了队，白胜历史上有变节问题。三人都辛辛苦苦为谁忙？他们仨，和世间所有的小人物一样，为别人做了嫁衣裳。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